改革印迹：见证变革之路 感受磅礴力量

    15年前，新一轮农信社改革启动。广布农村大地、以服务“三农”为宗旨的农信社，追随国家大政方针，风起云涌，谱写着时代壮歌。

    改革永无止境。作为“三农”的重要服务者，农信社与农业、农村、农民血脉相连。15年来，遵循国家政策指向，农信社早已成为“重”之焦点，农信社服务“三农”的成效、自身的变革，备受瞩目；15年来，肩负党和国家之重，迎着“自我革命”，农信人砥砺前行。

    15年弹指一瞬，农信社旧貌新颜。如今，15年前的“老农信”，已与时俱进，历练成朝气蓬勃的“新农信”，不断地为新时代添彩增光。

    省联社改革：博弈中的待解难题

    ——农村信用社省级联社改革进程回顾与解析

    □  本报记者  刘小萃

　　随着农信社股份制改革加速推进，悬而未决的省联社改革变得越发紧迫。省联社改革成功与否，最重要的判断标准依旧看是否有利于农村信用社更好地服务“三农”，是否有利于农村信用社更好更快地发展，是否有利于防范农村信用社系统性风险，是否有利于农村信用社实现规范化管理。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这些目标的模式就是好模式。 

    另一只靴子，一直没有掉下。

    很少有一场改革，如此旷日持久、悬而不决；也很少有一场改革，如此牵动人心、难以抉择。

    农村信用社省级联社改革，当是其一。

    从2016年的“开展省联社改革试点”，到2017年的“抓紧研究制定省联社改革方案”，再到2018年的“推动农村信用社省联社改革”，中央一号文件已连续三年聚焦省联社改革。这场旷日持久的“中国式改革”能否在2018年有明确的改革方案出台，尚未可知。

    艰难：一场争论十年的“持久战”

    省联社是2003年开启的农信社新一轮改革的直接产物。在已经过去的15年中，全国农信社系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劲发展态势。与此同时，作为另一项特殊的改革成果，一个强大的省级联社群体应运而生。

    改革中功劳显赫的省联社，却饱受争议。争议焦点之一就是“行政化色彩浓厚”。其实，监管层对于省联社模式存在的弊端早有察觉。资料显示，早在2007年夏天，就有专题组向监管部门递交了一份关于“加快农村金融改革”的书面意见，提出了农信社改革的“三重点”和省联社改革的“五大模式”。“三重点”是管理体制、产权改革、法人治理；“五大模式”，即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公司、金融持股公司、统一法人和完善省联社。很快，“五大模式”得到监管层认可，成为官方说法。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业内都围绕这五条路径来探讨省联社的改革方向。客观地说，省联社改革在初期取得了较好的成果。2008年6月，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挂牌开业，率先探路“统一法人模式”；2008年12月，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挂牌开业，大胆探路“金融控股公司模式”。但在之后的6年中，从2009年到2014年，省联社改革再无实质性进展。

    2012年7月，原银监会出台《关于规范农村信用社省（自治区）联合社法人治理的指导意见》。自此，省联社新一轮改革的帷幕被正式拉开。这一轮改革的焦点，集中在省级联社如何实现“淡出行政管理职能，强化服务职能”以及健全法人治理结构上。

    作为推动此番省级联社“去行政化”改革的首颗棋子，原银监会的选择，是从改革省联社驻地（市）的办事处开始入手，将其改制为“区域稽核审计中心”。2011年底，甘肃省联社先行先试，将其所属的11家地市级办事处和兰州管理部一次性改制为6家“区域稽核审计中心”，成为全国省级联社中第一个进行“去行政化”试点的省级联社。随后，安徽、吉林、贵州、江西等省份的办事处改制工作也相继启动。直到2015年5月，陕西秦农农商银行的挂牌开业，“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又成为业界热议的焦点。

    十年探路、十年争论。截至2015年底，农村信用社就已经成为超越了中国第一大行“工商银行”，但对于这场牵动全国近百万农信员工心弦的重大改革，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却始终没有定论，千呼万唤中的《省联社改革方案》也一直没有出台。

    胶着：商业化与区域性的斡旋

    省联社改革艰难推进，一方面缘于中国金融改革的大战略（商业化、股份制、资本化）与区域内“为农服务、支农支小”的历史纠葛；另一方面，又与农信社股份制改革相互牵制、相互推动。

    随着农信社股份制改革加速推进，悬而未决的省联社改革变得越发紧迫。截至2016年底，江苏、安徽、湖北、山东、江西等省份都已完成农信社股份制改革，“农村信用社”在这些省份已经完全成为一段历史。如此一来，一个尖锐的问题不可回避，基层都已经没有农信社了，“省级农村信用社联合社”联合谁、管理谁，又服务于谁？

    历经十年探索的省联社改革在各种争议中前行，充满了中国经济转型的显著特征：渐进性变迁和激进性变迁相互融合。

    省联社改革总体上是渐进式的，具有试错性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明显特征，但在每一项具体改革模式的推行和新制度安排的实施方面，又具有激进性特征。

    突破：“三位一体”的地方实验

    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推行有赖于有效的财政分权体制以及由此激发的地方政府创新精神。这一点在省联社改革中也有着充分体现。

    2017年2月3日，《陕西日报》刊发了题为《秦农银行全力打造陕西银行控股集团》的专题报道。文章提出：秦农农商银行作为陕西省农信社的资源整合平台，以资本为纽带，按母子行制参股控股各县级农合机构，打造银行控股集团，实现了对全省农合机构的现代化改造。随后，《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指出：“秦农模式”是省联社改革的一种重要探索与尝试。

    “秦农模式”的可复制性在业内还有争议，它是否会成为未来省联社改革的重要路径之一，目前还难有定论。

    未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再平衡

    新一轮农信社改革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将农信社交给地方政府管理，变一个积极性为多个积极性。

    这一重要经验，在解决省联社改革难题中应当延续。《中华合作时报》首席研究员张永乐认为，农信社系统的改革，实际上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调整中的一步棋。过去几十年，针对农信社系统管理体制、机制问题，在中央政府主导下，通过反复收放、技术性补贴，逐步解决了一些问题，实现了与地方政府利益的某种平衡，但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衍生了一些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千丝万缕，核心问题是省联社如何改革。焦点是“一级法人”。

    党是领导一切的。张永乐认为，随着“党管金融”成为共识，以及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成立，可以预见，新一轮省联社改革，一方面，将充分体现党和国家的意志，充分考虑基于金融安全的国家安全；另一方面，也将更加审慎，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在新的监管体系和行政条块中，更加“结合实际”。因此，新一轮省联社改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有望实现一种互动式再平衡，而非仅仅依靠某一方面的决断。

    记者注意到，监管部门最近一次对“省联社改革”作安排部署时强调，要结合各省实际，因地制宜、区别对待，抓紧有序推进省联社改革。这一表态，充分表明了监管层对省联社改革现实难题的深刻认识，对省联社改革方案的包容性。

    省联社改革成功与否，最重要的判断标准依旧看是否有利于农村信用社更好地服务“三农”，是否有利于农村信用社更好更快地发展，是否有利于防范农村信用社系统性风险，是否有利于农村信用社实现规范化管理。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这些目标的模式就是好模式。

    股份制改革：成长中的自我革命

    ——农信社系统银行化改革历程回顾及解析

    □  本报记者  李  博

　　截至2018年3月末，全国共组建农村商业银行1274家，机构数量占农信社系统的57.8%，资产和负债占农信社系统比重双双突破70%。通过改革，农村信用社治理模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长期存在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机构自身已经形成了深入推进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的内生动力。 

    农信社系统一度存在产权关系不明晰、所有权主体缺位、治理结构不完善等问题，成为我国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

    2003年以来，以国务院发布农村信用社改革的两个指导性文件《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国发〔2003〕15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的意见》（国办发〔2004〕66号）为标志，农信社改革进入了新阶段。2011年8月2日，原银监会提出，要通过5年左右时间实现农信社历史亏损挂账全面消化，并全面完成农信社股份制改革。截至2018年3月末，全国共组建农村商业银行1274家，机构数量占农信社系统的57.8%，资产和负债占农信社系统比重双双突破70%。

    通过改革，农村信用社治理模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长期存在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机构自身已经形成了深入推进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的内生动力。

    历程回顾：

    股份制成为最终方向

    农信社银行化改革是将农信社由合作制规范、有序地改制为农商银行的变迁过程。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从改革之初的合作制、股份合作制、股份制多种形式并存，到最终确立股份制为最终方向，农信社银行化改革历程可分为先行先试、合作银行过渡、全面推行“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先行先试阶段

    2000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江苏省农信社开始改革试点，探索以县（市）为单位统一法人、试办农商银行、组建省级联社；2003年6月，新一轮农信社改革启动，以县（市）为单位统一法人，改革信用社产权制度是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允许经济比较发达、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信用社资产规模较大且已商业化经营的少数地区组建股份制银行机构；2003年9月12日，原银监会印发《农商行管理暂行规定》《农合行管理暂行规定》，使农信社改制组建农村银行业机构有法可依；2004年8月17日，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农信社改革试点的意见》，将辽宁等21个省市纳入试点范围，提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试点的指导原则和要求；2005年，海南省也纳入改革试点。至此，除西藏无农信社及4直辖市选择其他模式外，其余26个省（区、市）均选择成立省（区、市）联社，建立“省级两级法人、统分结合”的行业管理体制。

    第二阶段：合作银行过渡阶段

    2006年2月20日，原银监会主席的刘明康在全国合作金融监管暨改革工作会议上指出：“用5—10年时间，逐步把农信社办成产权明晰、经营有特色的社区性农村银行业机构。”这一讲话为农信社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列出了时间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很多具备农商银行改制条件的农信社采取了农合行模式。直到2010年11月23日，原银监会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权改造的指导意见》，采取农商银行模式的思想才逐渐统一。

    第三阶段：全面银行化改革阶段

    2011年8月2日，原银监会合作金融机构监管部主任的姜丽明提出，从2011年开始，通过五年左右时间，达到“高风险机构全面处置，历史亏损挂账全面消化，股份制改革全面完成，现代农村银行制度基本建立，主要监管指标达到并持续符合审慎监管要求，农村金融服务功能与核心竞争力显著提升”的目标。由于当时农信社管理与风险处置的责任已交给了省级人民政府，各省的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把农信社银行化改革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下发了深化农信社改革的意见，成立领导小组，明确任务措施，指导各级政府促进农信社银行化改革。特别是进入2014年以后，各级政府一家一策，精准扶持，掀起了农信社银行化改革浪潮。

    老问题与新矛盾：

    改制中无法绕开的障碍

    农信社改制成农商银行后，盈利能力有所提升，风险防控体系也更为完善。但是，成绩突出的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这其中既有老企业的各种历史遗留问题，也有新银行转型带来的新矛盾。

    老问题是：“三会”治理结构有待完善；行政化管理依然存在；经营管理仍然粗放。新矛盾是：商业化经营与政策支农的矛盾；增加投放与不良贷款“双增”的矛盾；综合经营与专业人才缺乏的矛盾；政府强化监管责任与干预经营管理的矛盾。

    进军资本市场：

    助力农商银行做大做强

    随着股份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体制机制改革逐渐激发了农信社系统的内生动力，成为助力乡村振兴、支农支小和精准扶贫的主力军，在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在资产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资本消耗。为有效缓解资本压力实现可持续发展，部分处于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农商银行开始进军资本市场。数据显示，资本市场的推动对于农商银行业务发展明显。自2016年9月江苏5家农商银行陆续在A股上市以来，截至当年末，5家银行的合计总资产、贷款、存款、营业收入，分别比五年前增长69.87%、73.35%、69.33%、54.60%。

    从时间顺序看，最早上市的农商银行是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在2010年底就成功在香港H股主版上市，成为国内第一家公开发行股票的农商银行。时隔6年，2016年9月江阴农商银行在A股首家上市，随后无锡农商银行、常熟农商银行、吴江农商银行、张家港农商银行4家农商银行上市，九台农商银行、广州农商银行在H股上市，喀什银行、如皋银行、汇通银行则选择登陆新三板。

    从上市选择地来看，资产规模较小的银行较多选择登陆新三板。资产规模相对较大一些的农商银行则选择在A股或者H股主板上市，选择在港交所上市的几家农商银行资产规模普遍较大。

    业务下沉：挑战中的全面回归

    漂移的“重心”与“n”形曲线上的追想

    □  本报记者  张永乐

　　历经“n”形漂移，“脱农”之后，农信社业务重心正在全面下沉。“背包精神”“马背精神”“三水精神”等优良传统，开始有力回归；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优秀员工队伍，正在重新出发。 

    2003年启动的新一轮农信社改革，已经走过15年风雨历程。回望来路，各地农信社的业务重心，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了背离宗旨的向上“漂移”、回归本源的下沉“转型”。一起一落，又回到“原点”——农信社沧桑的背影，在历史的坐标上，留下一条耐人寻味的“n”形曲线。何以至此？何去何从？

    被动的转型

    15年前，《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明确了农信社定位：“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强调了深化农信社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以服务农业、农村和农民为宗旨”，充分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和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作用，更好地支持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帮助农民增加收入，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尽管如此，事实表明，“通知”下发之时，上述“漂移”已经悄然萌芽：既然农信社划归地方管理，那就是地方“自家”银行，必须做大、争光、有面子。于是，迷恋“二八法则”，越过农小微散，千方百计“傍大款”“垒大户”“冲规模”，粗放式跑马圈地。至于“转型”，时至2012年，不少信用社已经迷途知返，明显地下沉业务重心，重拾“农村金融主力军”光荣传统，努力支农支小支微，精耕县域。

    上述漂移和转型，有着共同的外因：经济决定金融。经济的高速增长，掩盖了潜在的业务风险。除了主动避险，农信社的业务转型，更是一场外力裹挟之下的被动之举。经济下行、利差收窄、金融脱媒、跨界竞争、供给侧改革、强监管约束，重重挑战，终于将农信社逼回正途。

    迟到的硕果

    历经“n”形漂移，“脱农”之后，农信社业务重心正在全面下沉。“背包精神”“马背精神”“三水精神”等优良传统，开始有力回归；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优秀员工队伍，正在重新出发。据统计，至2016年末，仍在全面回归的农信社系统，已取得丰硕成果：网点增至14.46万个；涉农贷款余额增至8.16万亿元（农户贷款余额3.96万亿元），同比增长5.54%，占农信社系统各项贷款余额的61.8%；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增至6.34万亿元，占本系统全部贷款余额48%；不良贷款率由2003年的36.93%，降至3.8%。

    我们不禁要问：这些硕果，是否来得晚了一些？15年来，如果农信社早一点回归，那个“n”形曲线根本不存在，将会怎样？

    成功的经验

    全面回归的大潮中，农信社承继传统，与时俱进，支农支小支微涌现出众多新典范。

    以“网格化精准营销”支持小微

    浙江路桥农商银行是“网格化精准营销”开创者。凭借网格化精准营销，近年来，该行始终保持市场占有率第一，成为中国金融业服务小微的一面旗帜。该行借鉴公安系统树为典范的“路桥网格化治安模式”，加以改造创新，提炼出后来被行业通用的网格化精准营销“四定原则”（定格、定员、定岗、定责），以及“人人进格、以网定编、以格追责”等精细化管理方法，实现了网格“单纯管贷”向“服务+监督”综合运营转变。

    以“政府大数据风控”服务“三农”

    安徽亳州药都农商银行是县域“政府大数据风控”开创者。在中国金融业，率先基于政府大数据风控，实现辖内普惠式智能化移动信贷服务。他们以亳州市政府职能部门社会化数据、药都农商银行存量数据、省联社核心系统数据三大数据源为基础，创设“金农易贷”项目，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为当地农户、创业者提供便捷的信贷服务，通过率高达57%。

    以“内生文化”扎根县域

    浙江常山农商银行是“邻居银行”“红马甲”内生文化开创者。作为醒目的具象化标志物，一件红马甲，成了常山农商银行凝心聚力的文化载体，成了人见人爱的地方“名片”。凭借“简单的事情重复做，认准的事情坚持做，坚持的事情用心做”的“邻居情怀”和“红马甲精神”，常山农商银行各项业务在当地扎下根基，经营业绩连年赶超，迅速跃升为当地首位——有了真文化，也就有了大市场。

    以“党建+”给业务注入灵魂

    广东博罗农商银行是“党建+”先行者。他们逐个破解党建工作壁垒，创新实施“党建+”模式，在业务发展、践行普惠、精准扶贫、金融创新、风险防控等方面积极寻找党建工作切入点和发力点，将党建与业务工作紧密结合，为业务经营注入“灵魂”，给党建工作注入持久活力，彻底解决了过去银行业普遍存在的党建与业务经营“两张皮”问题。

    现实的思考

    今天，我们正投身乡村振兴宏伟战略，时代重任在肩，机遇挑战并存。乡村振兴，急需一大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农信人，作为“赋能者”投身其中。客观而言，历经15年来农信社业务重心的“n”形漂移，一些同仁“脱农”已久，“一懂两爱”已经淡漠，有效服务乡村振兴，恐怕并非易事。

    为此，我们在本文最后，再简要分享海南农信“难以复制的成功经验”，与先行者以及曾经的后进者，共勉——

    海南农信为农民提供小额贷款的流程与众不同，包含五个环节：给农民贷款、教农民技术、帮农民经营、助农民增收、保农民还款。这五个环节，已经突破传统的金融服务范畴，进入“赋能”新阶段。

    事非经过不知难。

    天下农信，唯有砥砺前行！

    耕耘大地  收获未来

    ——新一轮农信社改革观察与省思

    □  本刊编辑部

    历经数十年风雨洗礼，15年前，新一轮农信社改革启动。广布农村大地、以服务“三农”为宗旨的农信社，踏上新征程。15年来，这支农村金融的主力军，追随国家大政方针，风起云涌，跃向潮头，谱写着时代壮歌。

    启程：与“三农”共“重”

    2003年，国务院审时度势，根据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村金融服务提出新要求，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启动新一轮农信社改革。

    2004年，中共中央高瞻远瞩，纵观工业化国家发展历程，结合中国实际，明确指出：我国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们应当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当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指出：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而今，中央一号文件已经连续15年聚焦“三农”，重中之重深入人心。

    作为“三农”的重要服务者，农信社与农业、农村、农民血脉相连。15年来，遵循国家政策指向，农信社早已成为“重”之焦点；农信社服务“三农”的成效、自身的变革，备受瞩目。

    收获：与时代共“新”

    15年弹指一瞬，农信社旧貌新颜。

    历史数据表明：新一轮农信社改革之初，至2002年末，全国农信社资不抵债额高达3300多亿元，资本充足率为-8.45%。

    最新数据显示：至2018年3月末，全国农信社资产总额达到32.27万亿元，负债总额29.91万亿元，不良贷款占比降至个位数较低水平。更详尽的数据证实：今天，全国农信社系统各地行社，在服务“三农”、精准脱贫等方面，几乎全都超越当地同行——创新产品最多、支持力度最大、提供服务最好。

    虎踞龙盘今胜昔。农信社“凤凰涅槃”，迈入了新时代：新一轮农信社改革“要重点解决好”的“两个问题”，已经完成或正在圆满收官：在各省，至2007年，省级农信联社全部建立，将农信社管理交由地方政府负责的改革目标全面完成；在县域，农信社因地制宜，大多数已经构建了新的产权关系，完善了法人治理结构，“银行化”取得重大进展。其中，安徽、江苏、湖北、山东、江西五省，农信社改制为农商银行已全面完成。与此同时，在资本市场，已有11家农商银行成功上市或挂牌新三板。这些先行者，以及农信社系统涌现出的众多“全国标杆银行”，逐步打破“农信社落后”的成见，正在引领和激发农信人补齐管理、人才、科技、产品、服务等短板，日新月异，继往开来。15年前的“老农信”，已经与时俱进，历练成朝气蓬勃的“新农信”，不断地为新时代添彩增光。

    回归：与传统共“荣”

    检视胜利果实的同时，我们也应虚心检讨。例如，针对新一轮农信社改革的成效，学界观点不一；针对省联社的作用，业界多有訾议；甚至，针对农村金融主力军的地位，也有人提出质疑。

    这一切都表明：革命尚未成功，我们仍须努力。更应检讨的是，传统精神的失落。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是农信社光荣传统。这一传统，饱含质朴的乡土情怀，流布大江南北，孕育出脍炙人口的农信精神：“背包精神”“马背精神”“三水精神”“帐篷精神”……在中国金融史上，这些“精神”，是农信人至高无上的光荣。然而，15年来，随着农信社改革不断深入和员工新老更迭，有人逐渐淡忘传统。疏远农业、农村、农民，“脱农”现象一度十分严重。

    有识之士也一再呼吁：农信社姓“农”。无论着眼发展还是竞争，农信社都应回归传统，扎根“三农”，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全力以赴支农支小支微。这既是“三农”和实体经济迫切之需，也是农信社生存发展之道。

    所幸，15年来，特别是经济进入新常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成为重大历史任务以来，那些曾经迷失的农信人，终于重返正途。我们欣喜地看到，“背包精神”真的回来了，偏远山村，农信人正挽起裤脚，穿过田畴；“马背精神”真的回来了，遥远牧场，农信人正撸起袖子，走过羊群；“三水精神”真的回来了，上山下乡，早上一头露水，中午一身汗水，晚上一脚泥水；“帐篷精神”真的回来了，与时间赛跑，不辜负父老乡亲每一份期待！农信人新的光荣，正在接继传统，热烈绽放。

    守望：与乡村共“振”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随后，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为题，直接对农村金融工作作出部署：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坚持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健全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推动农村金融机构回归本源，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金融需求。要强化金融服务方式创新，防止脱实向虚倾向，严格管控风险，提高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能力和水平……其中，也明确点到农信社改革：“推动农村信用社省联社改革，保持农村信用社县域法人地位和数量总体稳定。”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也是农信社改革发展重大历史性机遇。怎样才能把握机遇？我们认为，首先要把握正确方向。上述文件，为当前深化农信社改革指明了“正确方向”——凡是健全了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推动了农村金融机构回归本源、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地满足了乡村振兴多样化金融需求，就是正确的实践；反之，则是错误的行为。

    我们同时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正是当前农信社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所在。其中，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金融服务，迫在眉睫，责无旁贷。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关系到农信社稳定健康发展，关系到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的大局，关系到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重任。

    农信社能否与乡村振兴战略同频共振？这取决于农信社的努力，也取决于管理部门的作为。事实早已表明，前进路上，仍有客观存在的诸多难题，迫切需要各方协力解决。例如，为农服务的“高风险”问题、监管亟须“差异化”的问题、“历史包袱”问题、省联社改革“悬而不决”等问题，无不如堑在途。

    结语

    改革永无止境。

    机遇挑战并存。

    置身当前经济金融大环境，直面历史重任，放眼前路，可谓雄关如铁！

    愿天下农信人：牢记初心，屹立“三农”广袤大地。

    愿我们，新时代长征路上，风雨同舟、负重疾行。

    精准扶贫：使命中的义无反顾

    ——全国农信社系统开展金融扶贫工作纪实

    □  本报记者  贾丹丹

　　脱贫攻坚战役，真正的前线在乡村。作为农村金融主力军，全国农信社系统充分发挥扎根县域、扎根基层的天然优势，毅然擎起金融扶贫这份沉甸甸的使命，深度参与到精准扶贫事业之中，切实履行“金融脱贫攻坚，农合一马当先”的承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举全党、全国、全社会之力，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这一场波澜壮阔的战役，力度之强、规模之广、影响之深、成效之大，前所未有。

    在巨大的扶贫成就之中，有这样一股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全国农信社系统。他们是金融扶贫主力军，他们的扶贫实践精准扎实，卓有成效。

    勇担使命：

    一支能“打硬仗”的金融扶贫力量

    脱贫攻坚战役，真正的前线在乡村。随着“精准扶贫”被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全国农信社系统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等七部门《关于金融助推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和原银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投入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要求，毅然擎起金融扶贫这份沉甸甸的使命，深度参与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事业之中。

    这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金融扶贫力量：从历史渊源来看，农村信用社因农而生，在长达60余年的历史中，深深扎根于“三农”，更了解农村地区的贫困群众及弱势群体的真实情况；从发展规模看，截至2017年末，全国农信社系统有法人机构2000余家，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机构总数的50%以上，且支农服务水平不断提高、金融创新能力逐渐增强、从业人员素质快速提升，为开展金融精准扶贫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机构布局看，全国农信社系统建立了遍布城乡的金融服务网络，营业网点多达15万家，在农村地区的覆盖率达88%，有利于在农村贫困地区开展金融扶贫工作。

    脱贫攻坚是一场“硬仗”。在具体的扶贫实践中，全国农信社系统主动寻找得力措施，不断创新扶贫模式，用实绩发挥了“金融支持脱贫攻坚主力军”的作用，切实履行了“金融脱贫攻坚，农合一马当先”的承诺。

    聚焦精准：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扶贫方略

    精准扶贫，要在“精准”二字上下功夫，必须要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的问题。找准“贫”因，抓住“困”源，把扶贫资金用在刀刃上，“对症下药”开展扶贫工作，是农商银行（农信社）采取的“精准方略”。

    扶贫必先识贫

    金融扶贫，首要任务是找准对象，精准对接。记者调研发现，不少农商银行（农信社）主动与当地扶贫办联系，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查询系统对接，获取贫困户、贫困人口名单及基础资料，先初步掌握贫困人口的年龄、健康状况、劳动能力、致贫原因、年均收入等基本概况，再根据名单，逐一对接。

    利用好扶贫资金

    金融扶贫的一系列举措，必须指向一个目标：精准扶贫，是为了精准脱贫。扶贫资金不能“撒胡椒面”，若采取“大水漫灌”的扶贫方式，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还极有可能因信贷投向不明确助长一些投机行为，应该通过“精准滴灌”，让扶贫资金滚动发展。

    更加关注“人”本身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扶贫过程中，不少农商银行（农信社）越来越关注“人”本身，通过创新开展一些金融培训活动，增加贫困户的知识积累。

    创新模式：

    一连串“造血式”扶贫模式

    如何创新扶贫模式，让金融扶贫变“输血”为“造血”？面对紧迫的脱贫攻坚任务，不少农商银行（农信社）因地制宜，充分挖掘自身特色，积极探寻多方合作机制，开创了一系列“造血式”扶贫模式。

    产业扶贫：聚合“产业驱动”下的扶贫合力

    “产业驱动”是金融扶贫的核心。在扶贫工作中，农村金融机构如何做到既充分发挥产业扶贫优势，又能有效化解风险？河南兰考农商银行通过推出“政府+银行+扶贫企业+保险公司”四位一体的金融扶贫项目贷款，解决了这一问题。以产业扶贫为核心，全国农信社系统开创了多种扶贫模式。

    电商扶贫：探寻金融服务与精准扶贫、农村电商的契合点

    随着电商的迅速发展，全国农信社系统也在金融扶贫过程中，充分运用“互联网+”思维，探寻金融服务与“精准扶贫”、农村电商的契合点，构建电商扶贫产业链。广西农信搭建的“利农商城”农产品销售网络就是在“互联网+”时代打造的共享式电商平台。此外，浙江农信的“丰收购”、广东农信的“鲜特汇”、山东农信的“智e购”商城等电商平台，也都帮助广大农户搭乘“互联网+”列车，加速了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步伐。

    科技扶贫：让金融扶贫插上科技的“翅膀”

    金融扶贫，科技先行。安全便捷、针对性强的“精准科技”，在精准对接贫困户、精准授信、完善农村支付服务等方面，为精准扶贫赋予了极强的生命力。

    记者了解到，由卢氏农商银行参与创建的 “金融扶贫大数据平台”，包括金融服务、信用评价、风险防控和产业支撑四大科技系统。该套系统属全国首创，可对金融扶贫工作起到多方促进的作用。

    星火燎原：

    义无反顾，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在脱贫攻坚战中，我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最好成绩，平均每年有1300多万人摆脱贫困，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减贫目标。

    在这一成绩中，全国农信社系统的扶贫数据，尤为令人瞩目。

    据统计，截至2017年末，全国2000余家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共发放扶贫小额贷款1816亿元，占银行业该类贷款的72.6%，极大发挥了金融脱贫的攻坚作用。

    然而，新时期、新时代的精准扶贫，也对农商银行（农信社）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当前，脱贫攻坚的重点和难点在于深度贫困地区，致贫原因复杂，脱贫难度巨大。而且越往后，越是难啃的“硬骨头”。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分秒必争的决战。

    新时代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需要农商银行（农信社）更加义无反顾，以“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气概、“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劲头，做到脱真贫、真脱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