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健全乡村治理体系 护航农民安居乐业

　　乡村治，百姓安，则国家稳。

　　村民自治作为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政治制度，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和群众基础，是党领导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保障。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今年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围绕“创新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这一主题，也纷纷建言献策。

　　针对一些地方村“两委”班子成员“老龄化”、履职能力弱化等现象，供销合作社早已开始寻索农村善治途径，并取得了有益成效。山东莒南县社从2012年开始针对“无人管事、无钱办事、无处议事、无心干事”的农村党组织建设难题进行了调研，通过“村社共建”探索出了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新路子，不仅有效解决了农村基层组织缺乏人才、服务手段单一的问题，让基层“组织”的领导力得到更好发挥，进而巩固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在浙江台州椒江区，供销合作社成立了首家涉农纠纷调解委员会，通过建立健全涉农纠纷调处机制，为农村经济提供了一个良好和谐的发展环境。在河北，供销合作社通过“旗帜供销”工程，采取单独组建、行业统建、村社联建、区域合建等方式，健全完善基层党组织体系，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地位。

　　放眼未来，寻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道路依然任重道远，亟须健全自治、法制、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要求我们既要传承发展我国农耕文明中的优秀传统，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又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村社共建”实现了农村党的组织优势与供销社的资源优势的有机结合。

西野埠村街景一角。

山东省莒南县：“村社共建”实现乡村有效自治

□ 本报记者 吉宝飞

　　走进山东省莒南县道口镇西野埠村，记者看到，9条四纵五横的水泥大道贯穿村庄，在高矮相间的大叶女贞、小黄杨等四季常青树木掩映中，是整体化一的黑瓦红墙映衬的房屋，分类垃圾桶井然有序地被放在路边，“村规民约”的标识牌笔直地挺立在街道旁，赫然醒目，商贸街、幼儿园、文体娱乐区、健身休闲广场一应俱全……

　　然而，两年前，这里还是下雨道路泥泞，晴天尘土飞扬，垃圾随处可见，上学要到邻村，健身娱乐更无去处。“真心感谢供销社，他们和我们开展‘村社共建’后，就帮着我们从镇里的落后村一步步发展成先进村。”说起村庄的巨大变化，西野埠村党支部书记汲广许既激动又高兴。

　　在“村社共建”中，道口供销合作社与村“两委”规划实施了共建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农民专业合作社及果蔬种植基地、电商销售平台四个共建项目，仅2017年就带动村集体增收14.2万元，人均年收入从2015年的1.1万元提高到2017年的1.7万元。同时，帮助村“两委”进行了村庄善治，通过道路、住房、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不仅让村容村貌、乡俗民风焕然一新，还丰富了村民的精神生活，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生动实践。

　　治村先富村

　　西野埠村有880户2480口人，村民以小麦、红薯、花生等大田粮经作物种植加工为主，是远近闻名的红薯加工专业村，年加工红薯干五六百吨。因为没有收入相对较高的蔬菜等经济作物支撑，村民的收入极不乐观，村集体也没有收入，所以两年前的西野埠既大又穷。

　　改变始于2015年的秋天。

　　当时，正值红薯丰收。“这个村是大村，但并不富裕，第一步是帮他们卖红薯干。”莒南县道口供销合作社理事会主任乔东艳回忆道，“我们把电商元素植入村中的开元超市，依托供销社龙头企业——开元超市的电商平台——开元商城为村民代卖红薯干。因为开元商城是县域电商，并且在当地知名度非常高，而西野埠生产的红薯干在当地也小有名气。所以通过电商渠道的嫁接，当年西野埠的红薯干销售得很不错。”就此，道口供销合作社与村“两委”拉开了“村社共建”的帷幕。

　　为了进一步打开红薯干销售渠道，通过产业引领村民致富，道口供销合作社与村“两委”共同注册了“野埠岭”品牌，并共建网上销售平台——淘宝网野埠岭农产品网店，围绕红薯干、杂粮等拳头产品，实施全网营销。2017年，实现网上销售额300多万元，带动60多名村民就业，带动村集体增收2万元。

　　“村庄建设，村集体没钱不行，村庄自治，村民没钱也无法实现，所以让村民和村集体富起来是第一要务。”乔东艳坦言。

　　针对西野埠都是大田作物的特点，2016年道口供销合作社引领村民进行农业转型，为村民制定了高效农业发展规划。按照规划，道口供销合作社为西野埠村争取扶持资金310万元，建设大棚蔬菜基地100亩。村“两委”负责提供土地流转、基础设施建设等服务，供销合作社负责提供种苗和农资供应、技术培训、测土配方等服务。村“两委”因此年可增收1万元。

　　与此同时，2016年道口供销合作社、村“两委”和部分农户还共同组建了全胜农机化种植专业合作社。2017年，实施玉米收获2000亩、小麦秸秆打捆2600亩，村集体获得分红及服务费收入3万元。

　　强村后自治

　　“村集体有了钱，村庄自治便提上日程。”乔东艳告诉记者，供销合作社还与村“两委”共建了集社区办公、商贸小区、幼儿园、文体娱乐广场等公益性、经营性服务项目于一体的开放式社区服务中心。在3层总面积550平方米的社区办公楼里，设置了便民服务大厅、党员电教等项目；文体娱乐广场上配备了健身器材、音乐喷泉、警务室等便民服务设施；商贸小区设置了农资超市、药店、服装店、熟食水果店、网站门店、银行代办站、五金交电、水暖器材等便民服务，年可增加村集体经营性收入7.2万元。

　　在供销合作社的帮助下，村集体把增收部分投入到村庄治理上，为120户80岁以上老人免费安装自来水；硬化大街、村村通、生产路8万平方米，四纵五横的9条大道贯穿村庄；安装太阳能路灯200多盏，栽植绿化苗木3万余株……

　　“我们建了两个娱乐休闲广场，建了绿化长廊，种了花草树木。”说起当前村貌汲广许颇为自豪，“我们有专门的垃圾管理员，负责村里的垃圾清理，村民的文明程度也提高很多，不再随便丢垃圾；制定了12条‘村规民约’，村民精神风貌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大家都忙着赚钱，以前的争吵、争地边现象都没有了，不再斤斤计较了。”

　　“西野埠的变化，除了离不开党委、政府的支持，还有金胜粮油集团的支持和全体村民的积极参与，金胜粮油集团为村庄的基础设施建设资助了四五百万元。”莒南县供销合作社党委书记、理事会主任徐涛告诉记者，如今的西野埠已经建立起以党的基层组织为统领，协调各方的融合基层人民自治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民和乡村居民、乡村社区等各个要素的包容性治理体系，实现了有效治理。

　　像西野埠这样的村庄，在莒南县还有很多。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是莒南县供销合作社开展“村社共建”的重要成果。自2012年以来，莒南县社立足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服务能力，通过构建“村级党组织+供销合作社+农民合作社+信用互助合作组织”四位一体的“村社共建”模式，破解了村集体经济和农民增收难题，推动了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变，促进了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实现了村集体“有人办事”“有钱办事”，进一步巩固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据统计，截至目前，通过“村社共建”，让全县村集体经营性总收入年可增加1700余万元，农民的收入结构转变为具有保底分红、收益分红和二三产业收入的多元收入格局。全县新增农民专业合作社161家，镇域农民合作社联合社12个，新发展特色高效农产品基地109处；使全县提升转化后进村26个，培养了33名农村技能型、知识型、市场型后备干部，有17名农村支部书记入选全市优秀“示范书记”群体，加快了村级党组织工作重心由管理向服务转变。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调节涉农纠纷 优化农村发展环境

□ 本报记者 白京京

　　近日，以“服务现代农业 助推乡村振兴”为活动主题，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供销合作社、椒江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一起在章安街道开展春耕备耕“五送”服务。无人机现代农机展示、农信担保及金融知识咨询、农资应用及种子化肥赠送……人来人往，活动场面热闹非凡。不少敏锐的农民发现，今年的“五送”和往年不同——多了一个“涉农纠纷调节及法律咨询”服务。

　　“涉农纠纷其实非常普遍，比如种植户与农资供应商之间、合作社与合作社之间、涉农贷款方与农信担保公司之间。” 全国优秀种粮大户、椒江区章安街道柏树里村惠民农机专业服务合作社理事长杨灯聪告诉记者：“比如去年椒江区就出现合作社为了赶工夜间误割了隔壁田的稻谷，两家合作社闹得不愉快，最后就是通过调解达成了协议。”据初步估算，2017年椒江区发生涉农纠纷达上百起。

　　“我们于2月28日刚刚成立了椒江区涉农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这是全市首家涉农纠纷调解委员会，也是全省首家由当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牵头打造的涉农纠纷调解委员会。当天启动的全区巡回‘五下乡’活动，重点宣传内容之一就是涉农纠纷调节这块。”椒江区农合联执委会主任、椒江区供销合作社主任、椒江区涉农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钟建海告诉记者，“此前椒江区其他行业都有专门的纠纷调解委员会，唯独农业没有。如果调解不及时，有可能转化为严重的‘后遗症’，进而产生大纠纷。我们考虑到，乡村振兴必须发展农村经济。在乡村治理层面，就必须建立健全涉农纠纷调处机制，为农村经济提供一个良好和谐的发展环境。我认为供销合作社和农合联有义务为农民和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这样一个平台。这也是我们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发挥全区各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在预防和化解涉农矛盾纠纷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有效途径。”

　　椒江区涉农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应运而生，成为椒江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调解涉农矛盾纠纷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椒江区涉农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员由区农合联执委会推荐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成员、顾问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和行业专家组成。椒江区司法局基层科李得胜是调解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他告诉记者，椒江区涉农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椒江区司法局指导下成立，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行业性、专业性，是全面构建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格局、发挥人民调节作用的创新呈现，“我们也会根据需要实施提供咨询和调解服务。”

　　钟建海介绍，椒江区涉农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对涉农纠纷调解进行了规范，明确了排查矛盾、化解纠纷、宣传政策、提供咨询、上报建议等五大方面的职能。设立调解室，整合基层司法所开展涉农纠纷调解工作。“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排查调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会员间、农合联会员与第三方之间涉及农业生产经营相关的民间矛盾纠纷，并为区农合联、区司法行政等部门提供预防化解涉及农业生产经营矛盾纠纷的意见和建议，提供涉及农业生产经营方面的公共法律服务和农技咨询服务。”

　　接下来，椒江区涉农纠纷调解委员会将在农业生产相对集中的街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设立相应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并为街道（镇）安排1名专职调解员，负责涉农纠纷调解。“基层社最贴近‘三农’，也应担当起这项工作。目前，我们在洪家街道司法所的指导和牵头下，正以洪家街道农合联为主体筹建洪家街道涉农纠纷调解委员会，预计3月底前成立。”椒江区洪家街道供销合作社主任陈剑说。

代表委员建议

左定超委员提议：推进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立法

□ 本报记者 张 蕾

　　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政协副主席、民进贵州省委主委左定超指出，应通过立法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产权制度，保障农民集体经济成员权利，以此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乡村振兴中发挥重要作用。

　　左定超说，村企一体、政经不分的局面对集体经济发展造成严重阻碍。为此，他提出，应积极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通过立法，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性质、地位、财产范围、登记设立、股份划分、配置、转让、收益分配、经营模式、决策程序、管理制度等权益。同时，要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注册登记部门、登记程序、成员争议处理程序和处理部门。结合农村集体资产确权工作，要准确量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清产核资，明确可以落实到户的集体资产股份范围；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及其收益、农村集体所持有的企业与非企业股权、公益性项目与基础设施项目等全部纳入集体资产股份范围，并按适当原则以股权形式落实到户，使农民变成“股东”，并依法享有参与决策管理、收益分配、股权转让的股东权利。

罗来昌代表建议：完善农村 经营管理体系建设

□ 本报记者 李 博

　　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南昌青山湖区进顺村党委书记罗来昌的议案是《加快推进基层农村经营管理体系建设》。

　　罗来昌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3次要求加强农村经营管理体系建设。但在实践中，目前农村经营管理机构建设不足、职能不相称、管理体制不顺、基层工作力量薄弱的问题很不适应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主要体现在地方做法和中央要求不相适应、承担的职能与机构队伍不相适应、工作要求与手段不相适应。

　　为此，罗来昌建议，中农办牵头，会同相关部门，将散落在各类文件中的加强基层农村经营管理机构队伍建设的政策集中梳理出来，专门出台加强基层农村经营管理体系建设文件并抓好落实。参照1980年做法，专门下达乡镇农村经营管理干部招聘指标，确保每个乡镇有3—4名专职农经人员。明确乡镇农村经营管理机构性质。如果行政编制确实难以落实，建议明确为公益一类，在职称评定上针对性制定考评政策，不能一味要求研究成果和发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