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绿色黄金》 探究印度茶业如何借力中国（下）

    本书有一个地方是有关“茶叶原产地之争”。本书的校译周重林是知名的茶叶史文化学者，他在与李乐骏合著的《茶叶江山》一书中，曾经深度地剖析过这个问题。他认为这一争议涉及到“茶叶话语权中的文化帝国主义”，事关重大。但目前的考古尚没有发现古代茶树花粉，准确测量茶树年龄的技术也不够成熟，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茶叶的原产地到底是哪里。英国方面曾宣称发现了印度土生茶树，所以印度是茶树的原产地之一，这个结论内涵了一层意思，即从根源上切断印度茶业与中国的关联。本书作者麦克法兰尊重历史事实。他指出“那些样品虽然也属于山茶属，但和中国茶树不是一回事”；英国茶叶委员会在1835年的认定结果是：来自阿萨姆邦的茶树种子和果实样本显示为中国茶树，但属于与当地树种自然杂交后的劣质品种。

    “原产地”尚需考古和科技的进一步验证，但印度茶业借力中国是不容回避的事实。正是由于在印度寻找高质量的茶树的希望落空，英国政府才把目光转向了茶的故乡——中国。英国于1834年成立了茶叶委员会，负责调查引进中国茶树和茶树种子的可能性，在印度选择适合中国茶树的地区，并开展实验性种植。这个茶叶委员会迅速采取了行动，他们立即遣派C.J.戈登到中国收集茶树和茶树种子，招募茶叶种植和加工专家。他们还发布了一个官方通告，征求有关印度最适合种植茶叶的地区的意见。阿萨姆邦就是入选地区。

    作者把部分笔墨给了戈登，描写了他带着调查问卷，在中国搜集相关信息的活动。不过，我们中国人可能更熟悉罗伯特·福琼，这位著名的“茶叶大盗”在1839年至1860年间曾四次来华，仅1851年2月，他就通过海运运走了2000株茶树苗和1.7万粒茶树发芽种子。不过，可能因为福琼是作为“植物猎人”的执行者身份，而不是决策者，本书对他的叙述只是一笔带过，其实从福琼个人丰富的经历切入了解这段历史，也是一个好的写作方法，福琼亲撰的《两访中国茶乡》有兴趣者可阅读。这就像同时运转的平行世界，阿萨姆邦做好了迎接中国茶苗的准备，而福琼正行走在中国杭州、宁波、安徽、福建等产茶区，茶叶的历史即将开启一段新的旅程。

    班克斯爵士的最初计划基本实现，红茶在印度得到了成功的种植，这还有赖于中国茶农的工作。1836年10月，第一批中国人抵达阿萨姆邦。有经验的茶农如此稀缺，最初的、包括后来承担主要工作的茶农都来自于中国，然后再由他们向募集的当地劳工传授经验。福琼的另一项成就，就是把制茶专家和茶农带到了印度。从麦克法兰描述的制茶法，也可以看出，明显来自于中国的传统，因为阿萨姆邦人以前通常是把土生茶叶当作蔬菜来烹煮食用，是中国人教会了印度人如何制茶，而且还有绿茶和红茶的工艺区别。

    历史让人心潮澎湃。读到此处，中国人定然五味杂陈。

    中国茶叶仿佛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缩影，它曾经在世界的漫漫目光中摇曳生姿，但却在转瞬之间被外力以剧烈撕扯的方式终结了大部分的生机。想要恢复那么难，要重回往日的荣耀，更是难上加难。

    但我们也不能昧心将这种衰落完全归因为英国人的所作所为。正如作者在书中论述的，茶叶对于推进英国工业化的进程产生了影响。关于帝国、茶叶和航海的关系，关于东印度公司的崛起，其背后都是强大的国家实力的支撑。茶叶在当时是奢侈品，不是生活必需品，它需要有消费市场。英国作为一个工业化帝国在经济上的腾飞而产生的消费需求，是类似茶叶这种商品能得到生产、发展的最重要的保障。

    另一方面，印度茶叶迅速取代中国茶占据世界主要份额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印度实行了集约化的种植园管理模式，机械化大生产的制茶机器诞生并广泛应用，茶叶在推动工业、城市和人口增长等方面都对帝国产生了连锁反应。与此相对照，处于内忧外患的19世纪的中国，国力衰微、民生艰难，茶业以何为继？此起彼伏，本就是规则。

    饮茶之所以能变成世界性的生活方式，不可否认，英国人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大规模的、成本低廉的茶叶生产，是英国工业化的生产方式的结果。印度茶业借力中国一飞冲天，虽然有政治上的因素，但就如今的形势，已经转化成经济竞争的一种表现。在全球化的大格局之中，竞争不一定是零和博弈，它也是一个相互借鉴、学习的过程。竞争才能打破垄断，才能保持行业的活力。中国茶业要想在竞争中胜出，是否也可以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