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访九妹

　　九妹是安徽省滁州市（原滁县地区）来安县供销合作社的一位退休职工，原来是从上海来此地农村插队落户的一个女知识青年。在农村改革的过程中，我曾3次访问过她，见证了她的命运变迁。每每想到她，我就会想起农村改革那段火红的岁月。

　　初访

　　农村改革时期，滁县地区一直是新华社新闻报道的重点地区，我多次来到这里采访。每次来访，都是时任地委办公室主任的陆子修陪同。初访时，“包产到户”等涉及农业经营体制的深层次问题的改革还未摆上日程，主要任务是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纠正极端的“左”的错误、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多年的“左”的危害，当时当地农业生产面临严重困难，不少农民生计艰难。老陆是当地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干部，熟悉农村，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纠“左”、落实政策，态度坚决。他安排我们的采访，既让我们参观落实政策后凸显的成效，也不回避一些落实政策不力仍然贫困落后的地方。每次采访都会有“访贫问苦”的内容。

　　1978年春节之前的一天，我们正在滁县地区来安县农村采访，老陆对我说这里有一位上海来本地插队的女青年，名叫九妹。她与当地一位青年农民结婚成家，生了3个孩子，日子过得很艰难。马上就要过年了，准备去看看她。时值寒冬腊月，北风阵阵，天气阴冷。日暮时分，我们赶到该县12里半公社前营村，九妹就在此落户。我们到九妹家时，只见她住的几间低矮的泥巴墙、茅草顶的小屋已经歪斜，山墙上顶着几根木棒，屋顶上补着几块五颜六色的塑料布。进得屋来，只见家徒四壁，一张大木床上铺了张芦席，没有褥子，大小3个孩子坐卧在床，冻得瑟瑟发抖。最小的一个哭喊着要吃的，满脸都是鼻涕眼泪。九妹坐在床沿上，衣衫单薄，面有菜色。正是家家做晚饭的时候，她家却没动烟火。入冬以来，她们每天只吃两顿，天一黑就哄孩子上床睡觉。见了我们，尤其听说老陆是地委干部，她禁不住哭了起来，说：“我是响应国家号召来的，也决心在农村落户当一辈子农民。可生产队里生产一年不如一年，我们夫妻俩不怕苦累，天天出工，上海娘家也尽力给些帮助，可是怎么弄也糊不上这几张嘴！”

　　听着我的心上一阵阵酸楚。老陆向她承诺，一定设法帮她弄些救济。辞行出门时，夜幕已经降临。深沉的夜色中，我们迎着呼啸的寒风赶路，心情十分沉重。老陆对我说：“看着老百姓的日子这么苦，真觉得对不起他们。现在要落实政策，改正‘左’的错误的做法，有些人还怕这怕那。难道就继续实行 ‘左’的一套，让老百姓永远穷苦下去？”回到地委后，老陆就给来安县委书记王业美打电话，请求他一定要设法给九妹家一点救济。不然，他们真的没法过这个年了！

　　王业美是个山东大汉，不久前才从部队转业到来安县担任县委书记。他不太熟悉农村工作，但是个深入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敢于从实际出发，在工作中敢于承担责任的实干家。到任后，他走遍全县农村，所见所闻让他震惊：地处长江边上的来安，农民竟是这样贫穷！刚进腊月，最穷的几个公社，一批农民已经绝粮断炊。一些走投无路的农民，向社、队干部恳求：“放放手把田分到每家每户种吧。”可是从公社到县里，干部们不是反对，就是不敢，还有人张口闭口就是什么“方向”“道路”问题。还不断有人一次次向他这个新来的书记提出警告：“‘包产到户’绝不能干！这是农村工作的一条红线。”面对这样的局面，他陷入深深的痛苦。

　　几天后，我在来安见到王业美，听说前天他亲自去前营看望了九妹，并带去了救济粮款。王业美向我们说了前天他去看九妹的情况。那天，他给九妹带去了救济，可九妹接到手后却说：“谢谢书记！可领导要是真心关怀我，就放我带着孩子回上海去‘混穷’。要不，吃完了这点救济，我们怎么活下去？回上海哪怕沿街讨吃，也算有条活路。”

　　王业美深受刺激，问道：“难道此地真的就没有一点活路吗？”九妹只是哭，没说话。同来的生产队长说：“不要说她，就连我这个队长，也觉得集体真的是没指望了。”

　　王业美陷入了深思，自言自语，又像在问生产队长：“咱们这是长江边上，好田好地，怎么就弄得没有活路了？”生产队长说，这怨不得天，也怨不着地。这么多年的“大集体”“大锅饭”，把众人的手脚全捆死了，没人相信集体能种好田，没人费心下力干集体的活了！

　　王业美沉思了一会又问，不吃“大锅饭”，那该怎么干？迟疑了一会，九妹看看生产队长，队长鼓足了勇气一跺脚，可只说出了半句话：“办法倒是有，就是上级不让干……”

　　王业美恳切地说：“今天我们上门来，就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有话就直说。”生产队长这才把心里那句话完全说出来：“把田包给每家每户种。”

　　又是“包产到户”！这些天来，王业美满耳都是这句话。他问生产队长：“真的把田包下去，你能保证把田种好，多打粮食吗？”生产队长“腾”地一下站起身来，激动地举起拳头，坚定地说：“我敢向领导担保，只要把田包到户，保证人人有力气干活、家家户户有饭吃，队里多交公粮。”九妹也激动起来，说：“只要把田包到户，别看我们劳力弱，也一定能把田种好。”

　　王业美听到这里坐不住了，说了声：“好！既然你们都要这么干，今天我就豁出去批准你们生产队把田包到户，算是县里的试点吧。”

　　两天过去了，王业美仍处在兴奋中。他对我们说：“坐在机关里，从早到晚听的是‘方向’‘道路’那些话。越听胆子越小，办法越来越少；什么也不敢干，什么也干不成。可到了群众中去，看看实际情况，听听农民的呼声，胆子就大了起来。什么是‘正确方向’？让农民吃饱肚子才是最正确的方向！农民为啥要搞‘包产到户’？是集体养活不了他们，他们为了活命才要这么干的。这与什么‘资本主义道路’根本扯不上边！”那天王业美从九妹家回到县城后，立刻召开县委常委会，力排众议，促使县委批准本县最困难的十二里半、武集等几个公社一批大队实行“包产到户”。这是滁县地区各县中最早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比凤阳县的一些生产队还早了几个月。王业美和来安县委的行动在当时没有得到合适的宣传，至今也鲜有人知。

　　再访

　　20世纪80年代，“包产到户”在滁县地区普遍实行，显示出神奇的效力，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发展，滁县地区农村很快出现了一批 “万元户”、年售几万斤粮食的“种粮状元”户。

　　这时，我又一次来到滁县地区采访。老陆已升任了地委副书记，心里还惦记着九妹。在采访中，他再次约我去看看九妹。我们又一起来到九妹家，远远地她就迎了出来，脸上再没有往日的悲苦。她说：“包了田只一季庄稼收下来，全家就吃饱了饭。现在房子也翻盖了，再也不愁吃穿。”我们问她：“这两年回过上海没有？”这一问使她有些激动，她说：“年年过年都回去。过去回去，亲友们都害怕见我们。现在可不同了，再不用向他们伸手要这要那，而是大包小包带回去，花生、麻油、新鲜蔬菜、禽、蛋、鱼、肉、特色粮食。亲友们高兴着呢，再没人对我们翻白眼了！”说到这里，她的声音哽咽起来了，感叹道：“如今我们总算活出个人样了。”农村改革给九妹带来了做人的尊严。

　　三访

　　199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安徽省和滁州市在滁州开大会庆祝，我应邀与会。老陆已升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离滁多年，这次也回滁州庆祝。会后，老陆问我，是否有兴趣故地重游，再去看看九妹？我们俩再一次来到来安县九妹住的小镇上。二十几年未见，九妹脸上添了岁月的沧桑，却布满了笑容，身上穿得整齐、精神爽朗。说起家庭生活，她笑着说：“现在可真的是‘鸟枪换炮’了！孩子都已长大成人，都有了工作，老三还在上海找到了活干。”前几年供销合作社恢复、发展，她自己成了供销合作社的职工。现在一家5口有5份收入，在当地已是中上等生活水平了。

　　我问她：“还想回上海吗？”九妹说：“老家、亲人总归是忘不了的，年年都会回去看看。如今，我在这里扎了根。现在安徽农村也好起来了，只要有好日子过，哪里不是家呢？”

　　我与九妹3次相见，见证了她的命运变迁。九妹的故事是中国农村改革给亿万农民命运带来巨大变化的一个缩影。

　　（作者系本报高级顾问、新华社《瞭望》周刊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