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农民“钱袋子”鼓起来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可以说，农民增收，关乎农民的最切身利益和最实际感受，是解决“三农”问题最直接、最朴素、最有说服力的指标。

    “十二五”期间，我国农民收入五年平均增长了9.6%，连续六年农民收入增幅高于GDP增幅、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幅，取得了可喜成绩。进入“十三五”，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如何确保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加快缩小城乡差距，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就农民增收问题展开了讨论。

    全国政协委员、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董事长武跃时指出，目前我国的“农民”群体有两个概念，一是拥有承包权土地的职业化农民，二是暂时离开了土地，但还拥有农民身份的身份性农民。他建议，对于两种概念的农民要给予分类指导和分类帮助，从保证粮食安全的角度讲，我们最终要靠继续在土地上耕种的职业化农民。对于暂时离开了土地的身份性农民，要帮助他们尽快融入城市。

    伍跃时还表示，促进农民增收要注重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他说，当前中国农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足转向结构性矛盾，这个结构性矛盾主要是阶段性的供过于求和阶段性的供给不足，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向是着力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从市场化的角度提升适应能力和竞争力，这并非一日之功，但是路已在脚下。要加大力度培养有知识、有技术、懂市场的现代农民，推动大型农业综合企业参与农民培训，帮助农民与市场深度融合。要推动一二三产企业与农民合作社的深度融合，让一二三产企业主动去拥抱合作社，在保证农民基本利益的基础上，让农民分享二三产业的成果。还要健全农业保险、金融服务、科技物流、仓储、租赁等系统化的农业现代化服务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新疆建设兵团原司令员华士飞也表示，促进农民增收要分类指导，突出重点和难点，搞清楚哪些地区的农民最需要增收，哪些问题最突出。他认为，农民增收的难点在粮食主产区和棉花主产区，经过多年扶贫仍然没有脱贫的深度贫困地区，尤其是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建议对这些地区应重点扶持。他还提出，农民增收难是很复杂的问题，也是变化着的问题，要综合施策，在帮助农民脱贫致富时，充分尊重农民主体地位，不能千篇一律。

    “要让农民从改革中得到红利”，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林业局副局长张洪以林权制度改革为例，强调了改革创新对农民增收的作用，他指出，林权制度改革充分发挥了林业基础设施等方面在农民增收中的作用，“树定根、人定心、林定权”很好地带动了工商资本下乡，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带动了农民增收。他表示，一方面工商资本应充分发挥技术、服务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农民要发挥主人翁精神，积极组织合作社和互助社，实现自我增收。他还建议要以产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以林业为例，在不破坏森林生态系统的前提下，开展养老、养生、森林休闲等产业，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助理、研究生院院长霍学喜认为，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促进农民增产增收需要六管齐下：一是推进农业产业组织规模经济化，帮助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涉农企业及行业组织，建立自律机制，提升其自律能力，解决农业技术推广过程中的规模不经济问题，为农业创新营造良好的微观环境；二是继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综合生产里的提升，关键在产前和产后环节，应激励产前和产后环节的市场主体开展有效创新的积极性；三是优化农业产业布局。基于区域农业资源禀赋和生态适宜性原则，构建区域分工合理、协作密切的农业产业布局体系。四是推进农业技术和装备密集化，协调农业科技政策和其他农业产业政策之间的关系，促进技术产品创新和农业商业模式创新；五是农业产业技术市场的有效性培育，即建立具有正向激励功能的市场环境，有效协调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市场的有效性之间的关系；六是农业产业发展政策的协调和优化，有效协调农业科技创新政策与中央地方政府的农业产业发展政策之间的关系。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范小建指出，在促进农民增收过程中要注重发挥龙头企业和合作社的带动作用，对贫困地区具有带动示范作用的龙头企业和合作社，政府应加大支持力度。他说，我国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农业发展，往往缺乏有效抓手，农业技术覆盖推广都相对薄弱，如何在政府指导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尤为关键。在农业技术推广的过程中，应加大农业技术推广系统对特色产业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