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三农问题逐步超越了农业、农村、农民本身，成为与非农产业、城市发展、人口流动密切相关的外部问题。在当前背景下，对“三农问题”的解释需要有所拓展。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加快融合，城乡发展互动的增多，人口的大规模迁徙，已经形成了以“农民群体分化、农村全面转型、农业提质增效”为特征的新“三农问题”。新常态下，我国农业、农村、农民会发生哪些变化？笔者认为主要的变化应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农民数量减少与职业农民群体的形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民群体不断分化，其身份职业、收入来源和活动空间等方面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分离。数以亿计的农民沿着产业活动由农业到非农产业，收入来源由农业经营收入到工资性收入，经济活动空间由农村到城镇，身份由农民向市民的路径转换。农民群体分化已成为农村社会经济结构演进的根本动力。但应该看到，我国还有6亿多人口常住乡村，1.6亿外出农民工，超过1亿人的本地农民工，大多数是尚未融入城镇的兼业农民。农民工中，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就有1.2亿人，占农民工总量的46.6%，占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村从业劳动力的比重为65.5%。大量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农村社会日趋老龄化，农业成了“老人农业”“兼业农业”，由此带来的土地集约难、结构调整难、提质增效难，对农业农村发展影响甚大。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城乡二元体制等制度障碍的破除，农民市民化滞后于农民职业、收入来源和空间转变难题有望解决，兼业农民数量将不断减少，职业农民群体有望加快形成。

    二是现代理念与市场机制在农村不断深入。改革开放的深入促动了中国农村的全面转型，进入信息时代，农村社会、经济、文化、政治乃至生态转型正在提速。农村正迎来从封闭到开放、从传统到现代、从失序到法治的巨大转变。农民的市场观念、法治意识、生态理念、政治诉求、社会关系也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这意味着农村改革发展的难度加大、矛盾增多，很多问题再用行政手段已经难以奏效了，推动农村改革发展必须要更多运用市场机制、法律手段和现代理念。现代理念与市场机制的深入，将会进一步扩展农村市场空间，这为扩大农村消费和创造新的投资空间提供了新的机遇。

    三是农业生产迎来质量与效益并重的时代。进入新常态，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压力也前所未有。在农产品国际市场压力增大、生产成本上升、人力资源质量下降、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物质投入效益递减的情况下，还要实现保障农产品供给、维护农村稳定、确保质量安全等目标，其难度可想而知。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不断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实现集约发展、可持续发展。但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分配平均化、细碎化的矛盾仍很突出，户均土地经营规模已难以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关键在于减少兼业农民，优化农村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配置。从这个意义上，“三农”发展进入新常态，促进农民群体分化是前提，推动农村全面转型是途径，实现农业提质增效是根本目的，三者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