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准之后 有多少资金可以重来

　　一石入水，涟漪四起。

    三周之前，央行宣布县域农商行、农合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分别下调2个百分点和0.5个百分点，此前这一度被认为是货币政策趋于宽松的重要信号。然而对农村金融从业者而言，他们的关注点和种种疑虑都要实际得多。

    定向降准的政策意图是否仅仅剑指金融支农？本轮降准究竟可以释放出多大的资金量？这些资金能否全部投向“三农”和小微企业？哪些因素有可能影响到降准的实效，让金融支农力不从心？

    金融支农，这个中国金融改革最薄弱而又关键的一环，让“定向降准”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调控政策，也多了些复杂而艰辛的意味。

    降准背后的真实意图

    定向降准不是货币政策的宽松，而是金融支持农村的重要步骤。

    业内有观点认为，除了支农的意图之外，定向降准更有另一层深意：防止县一级地方融资平台发生违约。审计署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达17.89万亿元。“在房价下跌、资金趋紧的情况下，县域地方融资平台是最有可能出现违约的。”有媒体分析说。

    “释放出的多余资金的确可能拿来救急，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专家指出，目前农商行和农合行的存款规模约8.5万亿，如果按照降准0.5个到1个百分点算，释放的资金量约500亿至1000亿元，即使是降低2个百分点，也远远不能满足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金额。

    因此，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认为，“对县域农商行及农合行定向降准不是货币政策的宽松，而是金融支持农村的重要步骤。”

    “这从降准的对象即可看出。”他指出，尽管全国经济发展存在地区上的差异，但是由于县域地区更接近农村，经济发展也更偏向农业生产方面。因此，降低县域农商行及农合行的存准率，释放出的资金才能更多流向“三农”和小微企业，达到支农支小的目的。

    他的这一观点代表了业界的普遍看法。

    “此次定向降准，是为了增加农村信贷供给。”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汪三贵同样如此分析道。

    然而也有观点认为，降准的目的是为了维持金融稳定。西部一家农村商业银行工作人员认为， “目前由于信贷紧缩，一些企业的资金流中断，进而引发的都是民间非法集资，发生地点都是三四线城市。”所以，降低县域农商行的存准率，释放出资金，可以缓解县域资金紧张状况。

    降准之后的隐隐担忧

    实行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对不同机构的存准率给与一定的弹性空间，应该更能放大支农作用。

    无论对此次定向降准如何解读，加强金融对“三农”发展的支持是毋庸置疑的目的。

    湖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相关负责人透露，此次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后，该省预计释放资金超过60亿元，将重点支持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小微企业、龙头农企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尽管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与东部一家农合行可释放4000万元资金相比，西北部某家农合行释放的2000万元资金在规模上少了一半，但是对于支农的作用却丝毫不差。“这2000万元资金都将用于‘三农’生产，对提高我行的信贷支农能力十分有帮助。”该行工作人员说。

    “这与县域农商行支农支小的定位有关，”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的工作人员王章男告诉《农村金融》周刊记者，“而且县域农商行单笔贷款的最高额是根据注册资本进行限制的，一般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占商业银行资本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10%，这就决定了县域农商行，尤其是中西部的县域农商行释放出的更多资金，肯定是要流向‘三农’和小微企业的。”

    然而，担忧的声音也很强烈。

    “截至5月10日，我行释放了7972.39万元资金，但是由于受到人民银行贷款规模的限制，恐怕这些资金无法全部投入‘三农’。”中部一家农商行工作人员介绍说。记者发现，降准政策出台之后，放宽存贷比限制的呼声日趋高涨。

    也有人担心，释放出的大量资金并不能真正发挥支农支小的作用。

    北部一家农商行同样释放出7000万元资金，预计可投入“三农”的占比为80%。“一个地区若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农业所需的资金不是太大。很多的资金就会通过农业这一渠道流转向别的渠道，有许多农民贷款用于生产，自有的资金可能就流向了房地产。”该行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农村金融》周刊记者。

    对此，山东东平农村合作银行业务管理部经理孙龙有自己的见解：“如果可以结合法人机构历年的经营和管贷水平，以及区域的经济发展情况，实行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对不同机构的存准率给与一定的弹性空间，应该更能放大支农作用。”

    降准之外的政策推力

    供给与需求之间隔着一堵墙，一味增加资金供给并不能根本满足农村的信贷需求。

    “定向降准对农村金融的确可以起到一定的支持作用，但它更偏向短期利好，不应对其抱有太高期望。”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表示。

    事实上，降准也不是监管层增大资金供应量的唯一手段。

    银监会副主席周慕冰表示，要从较为全面的渠道来拓展农村金融机构的资金供应总量。除了降准之外，还可由央行发放支持农村小微企业的再贷款，增加一部分资金；对涉农贷款开展资产证券化试点，盘活一批资金。

    但是，“供给与需求之间隔着一堵墙，一味增加资金供给并不能根本满足农村的信贷需求。”曾刚认为，要打破这堵墙，关键在于制度改革，这才是农村金融改革的重点。

    因此，相较于降准措施，他认为农村金融机构更应关注的是国务院办公厅4月22日发布的《关于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若干意见》，其在深化体制改革、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加大涉农资金投放等方面共列出了35条规定，对于增加农村金融资金供应量、创新资金供应方式以及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有更详细的规划。

    例如，《意见》中提出，“对涉农贷款占比高的县域银行业法人机构实行弹性存贷比，优先支持开展‘三农’金融产品创新。”

    “适度提高存贷比，指在年度中间可以适度突破75%的存贷比限制。”银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在符合农业发展周期规律的基础上，不同的地方执行要求上可以有一定的灵活性。

    不光如此，《意见》还提出，降低涉农金融机构的融资成本，并辅以财政支持政策。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教授潘席龙认为，降低农村金融的融资成本是更具现实意义的举措。他建议，政府应将事前补贴方式改为事后补贴，以达到可考核的目标为标准来补贴，如此便可确保资金用于“三农”和小微企业。此外，完善财政补贴政策、合理补偿成本风险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