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农资的情缘，我还得从爷爷说起。上世纪50年代，爷爷有文化，被安排到基层社上班。这是一份让当地人羡慕不已的工作，爷爷也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供销合作事业。1977年爷爷去世后，供销社安排家属顶职，父亲为了照顾家里，把这个机会让给了我的姑姑。

　　1994年，我初中毕业，因没有考取高中，决定与村里的同龄人一起出去打工，父亲担心我在外吃不下苦头。正在愁急之际，姑姑跑回家对父亲说，供销社下发了通知，是关于内部职工家属子女要求集资代劳的，集资款要15000元。那时家庭贫寒，父亲借了一大笔债。

　　那年我18岁，到离家30里外的小镇去上班，身份是合同制的临时工。领导把我安排在农资部上班，每月工资只有130元。我天天跟化肥、农药打交道，而我的同龄人一个个风风光光地闯世界，对我的130元嗤之以鼻。我的顾客多是老年妇女和庄稼汉，但他们个个朴实，也喜欢我这个毛头小伙，我对他们也热情周到，听他们讲村里的人情世故，相处得十分融洽。有时，我帮那些老人送货到家，他们很好客地留我吃饭。

　　然而，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铺开，计划经济的弊端显露无遗。到了1996年，单位发不出工资，不得不转换机制，把柜台承包给职工个人经营。与我一起招工进来的临时工，一看搞承包，掉头就走，唯独我自愿留了下来。因为我已经爱上了这份工作。喜欢上了与老百姓打交道。

　　承包后，有些村民认为供销社私人化了，他们不再相信供销社里的化肥、农药了。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一边从书店里买回书籍自学，一边请教种田能手怎样科学种田，再把经验传授给其他顾客。我的努力引来了不少回头客。与此同时，我还发现农民喷雾器坏了自己一般不会修理，会修理的又买不到配件，发现这一问题，我主动批发了一批配件，同时钻研喷雾器的维修。这又让老百姓十分高兴，他们称呼我为师傅，我对收费也很合理，只收配件费，不用配件的一律免费。老汉们看我给他修好了喷雾器，又没有收钱，个个感激不已。由于我的口碑不错，经人介绍，在当地村里认识了位姑娘，后来成了我的妻子。

　　在工作之余，我拾起了读书时的旧梦，学习写作，从新闻写作入手，写出了数十篇供销社送肥下乡和净化农资市场的新闻稿件发表在市县党报和省供销合作商报上。受到了社领导的一致好评。很多人都说我把供销社写到报纸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新鲜事。

　　供销社承包3年为一轮，到目前我一共承包了4轮，作为一个临时工，为了生计，我不得不在第四轮承包后，把门面低于承包费转租给社会人经营。夫妻俩来到深圳打工谋生。

　　而今，第四轮承包还没有结束，我还没有与供销社脱离关系，还属于供销人呢。虽然身在外，做着与农资无关的工作，但是固有的习惯还是没有改掉，每次逛图书馆，总会取出于农资有关的书，浏览一番，收看电视关于农资的新闻，总是洗耳细听。妻子常常说我是人在曹营心在汉。是啊，从一个毛头小伙到为人夫，在农资战线上我奋斗了10年，这10年的时光，虽不是很美好。但这10年农资生涯，使我清楚地认识了三农，始终抱有对土地、对乡民有一种感激之情。这种情怀会影响着我的一生。

　　（作者原单位为安徽省枞阳县钱铺乡供销社将军供销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