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笔者以广德农商银行信用体系建设为例，选取服务范围内一“信用村”作为样本，对其获牌前后的贷款增速进行纵向对比，同时选取另一未获评“信用村”的行政村进行横向对比，进而量化展示信用体系创建对于银行贷款投放、农户贷款余额的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笔者就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提出部分针对性建议。

    基于“乡村振兴”的宏观背景，正视日益激烈的竞争形势，农村金融机构正在进一步开拓和优化乡村市场的道路上大步向前。不同于城区，乡村金融市场的建设与完善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农户贷款意识及意愿不强；二是农户征信意识相对淡薄。对此，在各级监管机构的引导下，当前农村金融机构主要以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为抓手，发掘和对接乡村市场金融需求，巩固并强化农户群体信用意识，“信用乡（镇）”“信用村”“信用户”等名词应运而生。然而，长期以来，无论是监管部门还是金融机构，对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作用评析往往都还停留在宏观或定性层面，缺乏微观和量化的测算。

    笔者以广德农商银行信用体系建设为例，选取服务范围内一“信用村”作为样本，对其获牌前后的贷款增速进行纵向对比，同时选取另一未获评“信用村”的行政村进行横向对比，进而量化展示信用体系创建对于银行贷款投放、农户贷款余额的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笔者就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提出部分针对性建议。

    实例分析

    样本概述。为最大限度保证科学性，充分降低地理位置、经济水平、主导产业等客观因素对于样本数据的干扰，本文特地选取了本市同一乡镇下两个位置相近，地形、产业、人文近乎相同的行政村作为分析样本：誓节镇茆林村与誓节镇红应村。茆林村常住人口3703人，2016年获“信用村”授牌；红应村常住人口2080人，尚未参与“信用村”评定。两村居民主要从事行业同为白茶等经济作物种植。

    本文以获评“信用村”的茆林村作为主要分析对象，首先进行其授牌前后的纵向对比；随后选取尚未获评“信用村”的红应村作为参照对象，进行横向对比。

    茆林村“信用村”授牌前后对比。2015年，该村贷款余额为857.11万元；2018年，该村贷款余额为2656.49万元。由此可见，“信用村”授牌对茆林村贷款余额增长而言更类似“催化剂”，能够加快发掘市场融资需求，进而使得贷款余额更快接近上限，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更加充裕的资金和更加强劲的动力；对农商银行来说则意味着从授牌当年到达到余额上限的年份，能够获得额外的贷款投放与利息收入。

    其次是贷款户数分析。2015年，该村实际贷款户数为90户；2018年，该村实际贷款户数为208户，“信用村”授牌对茆林村贷款户数增长促进明显。

    红应村贷款数据预处理。2015年，该村贷款余额为322.88万元，贷款户数为56户；2018年，该村贷款余额为683.05万元，贷款户数为73户。

    茆林村、红应村横向比较。首先是茆林村与红应村贷款余额比较。红应村2013-2018年间贷款余额总体平滑增长，其间于2016年后增速有一定提升，符合近年来乡村经济增长基本规律；茆林村获评“信用村”之前，贷款余额在2014年仅为后者的121%，增长速度与对比村接近，但2016年获评“信用村”后余额增速显著迅猛提高、势头强劲，截至2018年依旧保持着比对比村更高的增速，余额更是达到对比村的218%。综上，茆林村与红应村地理位置、主导产业、人口规模几乎相同，理论上可以视为“相同”的行政村，贷款余额前期走势相近，在茆林村获评“信用村”后却拉开了巨大差距，充分验证了“信用村”创建对于乡村市场投放总量的正面促进作用。

    究其原因，资金倾斜与利率优惠对“信用村”居民的借款行为产生着持续的正面刺激作用，加之村民间的“传帮带”，使得贷款规模较未授牌情况增幅异常显著，在大力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金融机构利润增长提供了强力支撑。

    其次是茆林村与红应村贷款户数比较。红应村贷款户数波动上升，增速较缓慢；茆林村授牌前贷款户数低于红应村，增速相对平缓，2015年达到红应村的90%，但在2016年授牌后迅速增长，毫无疲软，2018年更是达到了红应村的160%。总结来说，“信用村”创建对于行政村贷款余额的促进作用已经十分明显，但对贷款户数的正面刺激更是强烈，实现了数值反超。

    贷款户数上升是客户借款意识的直观体现，“信用村”评比的作用并不局限于数据增长，在营造氛围、改变认知上同样作用显著。

    存在不足

    纵向上数据深度不够。茆林村授牌前后贷款余额、户数对比中，拟合曲线仅通过前3年数据模拟得出，潜在误差较大。如能获得授牌之前的10年数据，将大大提升拟合曲线的准确性。

    横向上样本预处理简单粗放。将红应村各项数据乘以相应常住人口之比后作为“等同”茆林村的红应村，并未考量土地面积、原始经济基础等重要因素。在茆林村与红应村的贷款余额对比上，如能通过调整红应村权重系数，将两者的初始金额至于同一水平，将更能够客观展示“信用村”授牌对于贷款余额增长的刺激作用。但考虑到权重系数的调整将同时作用于红应村贷款户数，造成不可控影响，故未让茆林村同红应村初始贷款余额位于“同一起跑线”。

    对比样本数量太少。时间、成本允许的情况下，笔者理应建立更多对比系列。受限于广德市下辖面积和乡镇数量，笔者并未能找到更多适合作为红应村的参照对象，导致分析的全面性有所不足。

    演算深度欠缺。限于研究能力与数据体量，案例分析局限于统计结论，欠缺演算深度。如果样本数据能够进一步扩充，例如能够获取茆林村授牌前后各十年的数据以及红应村对应年限的贷款数据，笔者应当通过求方差等方式将“信用村”授牌的刺激作用进一步量化展示，而不局限于简单的求差、求百分比。

    结论与建议

    笔者采取茆林村授牌前后信贷投放比较、茆林村与“对比村”信贷投放比较两条论证路径。前者说明对于同一行政村，“信用村”创建的作用更类似“催化剂”，能够更加高效地发掘信贷需求，更快达到融资总量相对上限，并强化农户借款意识；后者说明对于不同行政村，即使基本条件十分相似，也会在“信用村”创建的持续刺激下拉开巨大差距，无论是贷款余额还是贷款户数，差额都将持续性扩大。当然，两条论证路径对金融机构来说，都充分证明了“信用村”创建对于贷款余额扩大、贷款户数增长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于巩固乡村市场、提高利润收入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信用村”驱动下，乡村与银行的共赢生态正在悄然成型，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信用村”授牌不是“万能钥匙”。“信用村”授牌能够更快逼近行政村的贷款余额上限，但并不能突破上限。在其他经济因素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信用村”对于贷款余额增长的刺激作用将会随着年限而不断淡化，所以金融机构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上切忌“一授牌了之”，而应多在强化消费类贷款、细化贷款品种、主动助力新型产业上下功夫，才能为贷款余额创造新的持续而稳定的增长点。

    “信用村”应当作为提升农村金融知识水平的切入点。“信用村”对于促进信贷资金投放、刺激贷款意识觉醒的作用可见一斑，对于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可得性进而践行普惠金融的重要意义也同样不容置疑。对此，广大金融机构应当抓住契机，以惠民信贷为切入点，在为农户提供一揽子现代化金融服务的同时，以征信知识为重点，同步宣传反洗钱、反假币、反金融诈骗等内容，助力缩小城乡金融知识水平差距。

    正视“信用村”利率倾斜。创建“信用村”对于乡村市场客户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而对金融机构的最终收益也是有所保障的。由本文案例分析可知，茆林村授牌之前户均贷款余额始终低于10万元，授牌后则立即突破10万元；红应村自始至终户均贷款余额都未突破10万元。以2018年数据为例，茆林村户均余额12.77万元，是红应村户均余额9.35万元的136.58%。对金融机构而言，只要“信用村”茆林村贷款利差（投放利率减去资金成本）能够达到“非信用村”红应村的73.21%，就能够实现相同的单户贡献率，加之“信用村”建设给口碑建设、不良清收等工作带来的正面促进作用，“信用村”创建中相应的利率倾斜对金融机构来说是有益无弊的。综上，农村金融机构应当正视“信用村”利率倾斜，最大程度“让利于民”，进一步助力打造双赢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