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姨家炕梢的被褥垛子底下，压着一个装旧衣服的枣红色木箱子，箱子里面藏着她的宝贝。

    那天大姨扒着院门向外望了望，随后关紧院门，把箱子上的被褥一床一床地搬下来，掀开箱盖，从箱底的破棉衣内兜里掏出一个红色的塑料袋，宝贝就在这个袋子里——那是几张我们镇上农信社的存单。

    当时正是三伏天，六十七岁的大姨穿着一件红碎花背心坐在小板凳上，折腾了这么一通，脑门子上都冒汗了。她戴上老花镜，攥着这几张存单皱着眉头摆弄了好一会儿，最后把其中一张递到我手里。

    “你看看，这张上边是两万块钱吗？”

    眼前这张存放了将近一年的存单，像新的一样。我告诉大姨，是两万。

    “还有多长时间到期呀？”

    “还有五六天就到期啦。”我又半开玩笑地说，“大姨你可真有钱。攒这么多钱干啥？你老了表哥又不是不养你。”

    “我得给自个儿和你姨夫攒下点儿。”大姨轻叹一声，“都说养儿防老，可等你真老了，谁敢说他一定会养你呦......”

    大姨紧接着又一拍大腿：“哎呀，那得赶紧取出来了。光利息就得四百多块钱呢。”

    虽然大姨老是口口声声地说，这几张压箱底儿的存单是她给自己和姨夫攒的棺材本儿，但我却知道，那次她执意要取出来的两万块钱，就是为了给准备买车的表哥添大件儿用的。

    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当了半辈子农民，大姨平日里恨不得把一块钱揉成两块钱花。她把自己和姨夫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闲钱，都存到了我们镇上的农信社里。

    如今，现代科技的不断融入，让金融业务的办理更加迅捷，这虽然极大地便利了老百姓的生活，却让不识字的大姨犯了难。反倒是看起来没那么“高科技”但专门为农民服务的农信社，给了大姨最厚重的安全感。

    以前去农信社存钱，取钱，或者领粮食补贴，大姨都会叫我妈陪着，好帮她理解政策和签字。后来大姨就改叫我陪着，她说现在我比我妈懂得多了。

    农信社的客户有很多是像大姨这样的，没啥文化又上了岁数的农民。对于工作人员而言，和这个群体打交道，需要不小的耐性。

    每次陪大姨去我们镇上的农信社办业务，我几乎都能看到一个三十来岁的女大堂经理，她的职责就是为客户解疑答惑。一天又一天，她端正地站在柜台边，双手交叉平放在身前，每天为一群老头老太太一遍又一遍地解释相同的问题，嘴角却一直挂着微笑。

    大姨说，谁家娶了这个闺女，是谁家的福气。

    冬去春来，街边的农信社就像附近的小门脸一样，默默地为一方百姓奉献着它的力量。相比之下，城里各大银行的设备更先进、环境更优雅，但是村里的男女老少更愿意到农信社来办理金融业务。

    相比于其他银行，农信社和农民之间更像是亲人之间的关系——它也许给不了你最好的，但只要是它能拿得出来的，它会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你。

    年深日久，去农信社存钱取钱，成了大姨像去小卖部、小诊所一样的生活习惯。但这个朴实的老农民不知道的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专门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中国农信社系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大浪淘沙般的更迭——

    1983年，中国农业银行对全国农村信用合作社进行了体制改革优化；

    1996年，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钩，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1999年，全国首家省级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成立；

    2003年，农村信用社开启了新一轮改革的大幕……

    岁月如江水般流淌，在大姨的头上和脸上留下了痕迹，也见证了中国农信社系统的成长和坚守。

    前不久，大姨卖掉了一批吃不完的冬粮。她用手指沾沾嘴唇数了两遍钱，随后拉着我说：“走，跟我到农信社存钱去，回来大姨管你饭吃。”

    她的红宝箱里又要添新成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