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云南普洱市在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取得了显著成就。本文作者黄桂枢，普洱市文物管理所原所长、（云南）普洱茶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他参与了普洱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领域“改革开放”的多项活动，也见证了很多令人欣喜的变化。

    他上过邮票，是首届“全球普洱茶十大杰出人物”之一；荣获过“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哲学社会科学专家”称号，是普洱市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的“档案名人”；更是最早向政府提议将“思茅地区”更名为“普洱市”、最早提出“普洱茶文化”概念的人……

    1984年12月，当时云南思茅地区文物管理所成立了，任命我为所长。从此，我开始了文物考古、保护、管理、学术研究等工作。

    1987年至1992年，我执笔主编出版了《思茅地区文化志》《思茅地区志·文化篇》，填补了我区文化史志空白。1986年至1996年，我又执笔主编出版了《思茅地区文物志》，填补了思茅地区文物“志书”的空白，为全区文物保护、管理、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是普洱重要的革命文物。我从1985年到1993年考证研究了8年，走遍了思茅地区、西双版纳州、临沧市、昆明市等地，寻找碑上签名的48位各族代表，寻找当年的文件、档案、报纸、证件、笔记、照片等实物，通过梳理、归纳，我提出了“民族团结誓词碑”具有历史性、民族性和革命性。当年，我向思茅地委提的建议被采纳，促成了1991年元旦的“思茅地区纪念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建碑四十周年”活动，而有了“一月一日为思茅地区民族团结日”的决定，以及逢五逢十周年办纪念活动。2006年6月，这块“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了“全国民族团结教育示范基地”和“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

    “普洱茶文化”是我们文物考古的一个学科，而且是边缘学科。1992年，我撰写的论文《论云南普洱茶史与茶文化略考》发表在《农业考古》上，第一个提出了“普洱茶文化”概念，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论文发表的当年，当时的思茅地委书记采纳了我的建议，因而促成1993年4月在思茅地区举办“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茶树遗产保护研讨会”和“首届中国普洱茶叶节”，邀请来了9个国家和地区的181位自然科学界、社会科学界的专家、学者，收到论文76篇，第一次多学科、全方位、多层次研究普洱茶，提出了普洱茶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科研价值、生态价值、经济价值、保健价值、品饮价值、社会价值、文物价值等。研讨会通过对澜沧邦崴过渡型古茶树文物的考察论证，得出了“世界茶树原产地在思茅地区澜沧江沿岸一带”的结论。国际研讨会结束后，本人受命执笔主编出版了《中国普洱茶文化研究》研讨会论文集，是全国第一本普洱茶文化科研论著。2003年1月，本人受命执笔主编出版了《中国普洱茶文化新探》第二、三届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发行海内外，影响和效果显著。

    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如何让一个地方的地名更具其历史文化内涵，2001年及2002年，我以书面建议、论文、联名报告等形式向地区领导报告，建议将思茅市更名为普洱市。三年后，我的建议被市委、市政府采纳，启动了更名申报工作。本人对此提供了“历史认同”（历史考证依据）、“民族认同”（二十六种民族认同普洱专区的碑刻）、“社会认同”（专家论证、人大代表议案、政协委员提案）“三个认同”的主要材料。2007年1月21日，国务院批准将“思茅市”更名为“普洱市”，4月8日启用。这不是改名而是更名，恢复了原来的历史名称。

    “世界茶树原产地”在哪里？在印度，还是在中国？这一问题国际学术界争论了100多年都没有解决。2013年5月25日，“国际茶业大会”在普洱市举行，有32个国家的60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在大会开幕式上，国际茶业委员会主席诺曼·凯利博士把他签名刻制的“世界茶源”牌匾授予普洱市。这一称号的授予，则让这个争论了一个多世纪的问题尘埃落定。

    在授牌称号确定前，还有一段小插曲。当初组委会设想，“世界茶源”的授牌由国际茶业委员会颁发，需要请委员会主席诺曼·凯利博士亲自签字，但他提出必须要有足够的理由和根据拿给他看，他才会签字。这让组委会一时犯了难，授命我撰写所需材料，后来我提交了“世界茶源、五世同堂”的观点。5月25日授牌仪式上，诺曼·凯利博士签了字。不敢说我的理由和根据材料起到关键作用，但我很高兴自己能为此贡献力量，为普洱争光，为云南争光，为中国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