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胡宏开）普惠金融难在农村，农村中最难的就是“最后一公里”问题。如何实现理念上的突破，真正以农村客户为中心，以农民的需求为出发原点，把“最后一公里”当作“第一公里”？

    10月17日，在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联合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承办的“2018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中，在“乡村金融与乡村振兴”专题论坛上，浙江省农信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王小龙作了题为《构建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体制机制真正实现攻坚“最后一公里”》的演讲。

    王小龙认为，拥有小而散的客户是金融机构实现长远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得散户者得天下。但是，做小做散必然会面临长远目标与短期利益、成本与收入的冲突，这就需要树立把服务挺在最前面的情怀，将这项长期工程坚持到底，现在看来的“亏本生意”，未来将能够带来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王小龙表示，做普惠金融必须先做大量的基础性工作，从成本效益上看并不划算，但政府有要求、老百姓有需求，我们就要义无反顾地做农村金融的“最后守望者”。

    王小龙认为，发展普惠金融，攻坚“最后一公里”，不仅需要金融机构积极作为，更需要建立起能够与改革发展大方向相配套的体制机制，要进一步明确中小金融机构的定位：在政策定位上，国家应当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确保中小金融机构不跨区域、坚持主业，做自己该做的事，把服务做到极致；在市场定位上，中小金融机构应明确主要服务对象，找准发展空间，做自己擅长做的事，实现商业的可持续。

    以下为王小龙演讲实录：

    很荣幸再次来到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今天的主题是乡村金融与乡村振兴，乡村振兴作为“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必然会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和挑战，也将对农村金融带来深远的影响。浙江农信在长期的金融服务中得到许多收获与感悟。我们认为，拥有小而散的客户，是金融机构实现长远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得散户者得天下。但是，做小做散必然会面临长远目标与短期利益、成本与收入的冲突，这就需要我们树立把服务挺在最前面的情怀，将这项长期工程坚持到底。我们有理由也有事实相信，现在看来的“亏本生意”，未来将能够带来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今天，我主要想与大家交流探讨三个方面。

    浙江农信长期致力于

    打通普惠金融的“最后一公里”

    在远离大陆的东海之上，有一座美丽的东极岛，岛上常住人口只有1700余人。过去，出于成本考虑，大型银行都将东极岛上的网点撤离。只有浙江普陀农信社（现为普陀农商行）是岛上唯一的金融机构，坚持365天提供金融服务。去年，网点的存款是4700万元，从成本收益来看，最多只能做到勉强平衡，根本谈不上盈利。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把网点撤出，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没有这个网点，岛上老百姓就得坐3个小时的船，到几十公里外的本岛上才能存钱取钱，非常不便。

    抱着这样的情怀，我们在系统性推进普惠金融工程的过程中，把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攻坚“最后一公里”作为重中之重。目前，浙江农信4200多个营业网点、1万多个“丰收驿站”金融便利店，“丰收互联”APP覆盖省内1750万客户，基本实现了“基础金融不出村、综合金融不出镇”的普惠愿景。浙江每10位老百姓就有8位是我们的客户，每6户家庭就有1户获得我们的贷款。我们在绝大多数县域都是金融“小冠军”，已成为农村金融主力军、地方金融排头兵、普惠金融领导者，在服务乡村振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解决物理上的“最后一公里”的同时，我们高度重视解决服务上的“最后一公里”。比如，温州农信创新“三有三无”信贷模式，只要老百姓有固定住所、有固定职业、有固定收入，无不良记录、无不良品行、无过度融资，我们就给予他30万的授信。过去，客户来申请贷款，信贷员考虑的是为什么给他贷款，现在则考虑为什么不给他贷款。

    除了金融上的服务，还把服务延伸到了老百姓的生活中。去年以来，我们贯彻浙江省委、省政府“最多跑一次”改革，配合政府部门，助力破解政务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在线下，我们将公安、民政、社保、国土、税务、工商、公积金、房管等部门的办事窗口搬进了营业网点。比如台州路桥农商行首创“社银联通”工程，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的农商行网点，就可以办理社保业务。目前，该行代办社保业务已占当地社保业务总量的40%。在线上，我们重点打造了“社保云”和“医疗云”平台，无论是社保查询缴费、社保卡线上申领，还是医院挂号缴费、报告查询，甚至是凭个人信用先看病后付钱，只要在“丰收互联”APP上动动手指就可一步到位。

    发展普惠金融的三点感悟

    通过这些年的实践，我们有三点非常深刻的体会。

    一是中小金融机构更有利于解决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普惠金融的重点在农村、在基层，普惠金融所面对的服务需求大多是“小而散”的，还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这意味着做普惠金融必须先做大量的基础性工作，从成本效益上看并不划算。大型银行由于实行全国统一的考核体系，其农村特别是偏远地区网点的点均、人均效益远低于城市网点。从内部机制看，大型银行一般较难将资源配置到这些角落，甚至干脆把网点撤了，“一走了之”。相比之下，中小金融机构由于是本土小法人，只要利润符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就愿意在当地扎根。公开数据表明，农信系统人均利润与大型银行相比差距是明显的，而且农信系统内部，城市与农村地区差异也很大，不少偏远地区的网点实际上是亏损的。以前面提到的东极岛为例，员工人均存款只有1000多万（浙江农信人均4000多万），显然不具备规模效应。但因为政府有要求、老百姓有需求，我们就义无反顾地做农村金融的“最后守望者”。

    二是普惠金融和乡村振兴都需要持续不断地加大基础投入。普惠金融、乡村振兴这样长期性、系统性的民生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长期扎扎实实地打基础。当前金融科技的应用，逐渐成为普惠金融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解决成本效率问题上有巨大的优势。各金融机构及时跟进，浙江农信在这方面也走在全国农信的前列。但我们认为，至少目前来看，金融科技不能解决线下的所有问题。比如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中，信息对不对、数据真不真，都需要客户经理挨家挨户上门才知道。当前特别要注意的是，互联网金融领域存在“先污染、后治理”的乱象，对信息和技术滥用的危害性认识不足，由此带来的后遗症正在显现。在金融领域要高度警惕那些不讲规矩的人、过度创新的人甚至是“坏人”，抢先利用互联网技术来扰乱金融秩序。

    我们呼吁，所有掌握客户信息数据的机构，都应当尊重客户意愿，切实保护信息数据的安全。同时，在打通信息孤岛的过程中，对那些通过长期基础性工作获取了信息数据的机构，也应当充分保护其“产权”。隐私保护是人与人之间建立信用的重要基础，不重视隐私保护，试图建立完善的信用体系就是一个“空中楼阁”。今天通讯领域骚扰电话、诈骗电话猖獗，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例证。在信用体系建设中，政府和监管部门应当把隐私保护作为基础性工作予以重视。

    三是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是发展普惠金融的根本之策。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普惠金融的作用在于资源的优化配置，最核心的就是把那些单靠行政力量难以解决的问题，用金融作为“润滑剂”去协调。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浙江农信长期以来建设以信用村为主的信用体系，全面融入乡村治理，为普惠金融的长远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也是解决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的根本之策。

    攻坚“最后一公里”需要

    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体制机制

    去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是一次意义重大而深远的会议，特别强调了金融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明确了金融改革发展的大方向、大逻辑。

    我们认为，发展普惠金融，攻坚“最后一公里”，不仅需要金融机构积极作为，更需要建立起能够与改革发展大方向相配套的体制机制。其中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进一步明确中小金融机构的定位，包括政策定位和市场定位。

    在政策定位上，国家应当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确保中小金融机构不跨区域、坚持主业，做自己该做的事，把服务做到极致。

    在市场定位上，中小金融机构应明确主要服务对象，找准发展空间，做自己擅长做的事，实现商业的可持续。

    具体到农信社的问题上，中央提出的“保持农村信用社县域法人地位和数量总体稳定”，正是农信社政策定位和市场定位相统一的最佳结合点，是贯彻落实回归本源、服务实体要求的重要基础，也是农信社深化改革发展的根本原则。只有坚持县域法人，才能让农信社安安心心、心无旁骛地深耕本土、下沉重心，而不去考虑跨区域的竞争、攀比，不去搞自我膨胀式的发展。而当前最迫切的，是如何将中央反复强调的这一政策真正落地。这既需要制定配套的监管政策，对农信社经营区域、业务范围进行严格的规范，也需要在准备金、税收、业务准入等方面给予一贯的优惠政策支持。这离不开有关部门、各级地方政府、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普惠金融、乡村振兴任重道远，浙江农信愿与各位一道将中央的政策精神落实到位，将蓝图转化为现实，在攻坚“最后一公里”的道路上不懈奋斗、久久为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