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普惠金融要避免落入两个“陷阱”。

    自2015年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以来，普惠金融成为了金融领域的热点。无论是传统的银行，还是一些新兴的非持牌机构，都积极投身其中。在一派繁荣景象的背后，有一些新的情况和趋势应当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一是要避免个人过度授信带来新的信用风险。金融发展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相匹配，不同环境下金融发展的模式也各不相同，供给不足或供给过度都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影响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成本，当前困扰实体经济的融资贵、融资难等问题，其实是整个社会的融资成本高。成本之所以高，更多是普遍的资产升值预期带来的高杠杆推高了市场利率，而不是银行业竞争不充分、普惠金融力度不够造成的。比如在浙江，金融集聚程度非常高，金融供给总体是充裕的。过去，银行对企业过度授信、多头授信，客观上成为经济下行周期企业“两链”风险的诱因之一，这对我们是非常深刻的教训。而近年来由于各大银行经营转型，纷纷下沉重心，大力拓展零售业务，个人贷款总量和比重明显增加。这一方面有利于普惠金融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要高度警惕个人过度授信、多头授信甚至没有信用基础的乱授信，可能带来新一轮的风险积聚。

    二是要避免互联网金融“先发展后治理”的风险。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发展势头迅猛，其在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率、提升服务体验等方面，具有很大优势。但由于互联网金融是一个处于快速成长期的新兴业态，其治理模式尚不完善。特别是互联网金融业务发展和风险防控的逻辑主要基于大数据，信用体系建设至关重要。如果规范、合理地利用，大数据就是一座资源宝库；但如果不规范、不合理地滥用，信用体系建设就会走上弯路。实践中，从业者良莠不齐，很多是做了传统银行不敢做、不能做的事，简单复制，野蛮生长，产生不少的市场乱象。比如“校园贷”“现金贷”“套路贷”等为代表的“屌丝金融”，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必然会扰乱金融秩序，甚至破坏社会稳定。此外，也有一些机构利用大数据分析，选择一些特定的优质客户群进行营销，这种看起来像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互联网金融，也不应将其看作是普惠金融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此，国家层面有必要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引导和监管，鼓励正规持牌金融机构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来提升金融服务的质量与水平，同时防止别有用心者打着所谓的互联网金融旗号，做违法违规之事。近期，欧盟出台《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对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数据作了非常严格的规定，值得我们借鉴。发展数字经济是“先发展后治理”，还是发展与治理同步推进，这是顶层设计需要认真考虑的。

    第三，普惠金融应融入社区治理体系重构的进程。

    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长期以来，广大农村地区通过党的领导、村民自治、乡规民约的有机结合，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社区治理体系，特别是得益于近年来美丽乡村建设，农村面貌焕然一新。但随着快速发展的城市化，城市社区治理尚未真正形成，可以说是“邻里相见不相识”，整个国家的社区治理体系正处于不断完善和重构的进程中。乡村振兴战略的20字总要求中，就明确提出了“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要求。

    中国的社区银行是以农信社为代表的。农信社在参与和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与地方党委政府联合推进信用村建设，对乡村治理非常有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三位一体”农合联改革，把生产、供销、信用作为整个社区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浙江农信凭借网点、人员优势，成为了其中的主力军。下一步深化提升普惠金融，农信社不仅要总结好乡村治理的成功经验，深入开展社区网格化服务，让服务触及社区的每家每户、边边角角，更重要的是积极参与和推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全面融入社区治理体系重构的进程中去，真正成为社区治理体系的一份子。

    比如，浙江农信围绕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线上线下高度融合。一方面，积极配合地方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充分发挥农信社基层服务网络优势，承接和延伸社保、工商、不动产登记等各类政务和公共服务，着力打通“最多跑一次”的最后一公里。另一方面，积极应用金融科技力量，着力提升服务便捷度、体验度，让社区百姓“一次都不用跑”。通过这些举措，为普惠金融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内涵。（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