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为中国特产，时至今日，已成为全球饮品。欧洲的红茶文化享受轻松惬意的休闲时光，中国的绿茶文化追求精神的宁静祥和，日本的茶道讲究礼仪与调和之美……文化有差异，方式有不同，对于茶的热爱之心是相通的。茶文化是世界文化。那么，这条通向全球的茶之路是如何实现的呢？

    中国台湾学者陈慈玉主研中国近代经济史，尤其是近代中国茶业发展，撰有多部相关著作。《生津解渴》是她的一部大众普及作品。该书初版于1984年，陈慈玉自叙自己醉心茶业研究的理由，“是因为它是东西文化交流的媒介，是英国在十八、十九世纪从事海上贸易时所展开的东亚三角贸易之重要一环”，因此她把该书的重心落在文化与贸易之上。

    据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记载，中国的茶叶贸易始于四世纪的四川省，当时出售茶叶作为药用。但早期贸易与全球化的主旨并无太大关联，陈慈玉选取了广为人知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和“鸦片战争”作为切口，轻笔掠过，直接引入近代茶叶贸易史的主题。

    英国东印度公司占据中英茶叶贸易的主导地位。它在设立之初就拥有皇家颁发的特许经营权，1784年实施的《减税法》将根据当时价格而制定的茶税由约119%大幅减至12.5%，并且规定了各项具体措施，保障了东印度公司的独占利润。这艘巨轮自始至终都有国家护航，但它对贸易的绝对掌控必然阻碍英国经济的自由发展。1834年，其垄断特权终被取消，1858年，其对印度的行政权被解除。在这段时期，东印度公司在中国、印度和英国之间建立了一条呈三角关系的贸易航线，使得茶叶和其他商品的流动形成了循环机制。

    中国方面的茶叶贸易起初主要被广东十三行把持。清廷实施海禁政策，广州是唯一允许外国人通商的地方，这为公行操纵茶价提供了便利，后来公行的垄断地位被打破，由买办经营的茶栈替代。英国希望“寻找能买到最便宜的茶又能获得利润之港口”，福州因为靠近武夷产茶地区，且是滨海之地，成为目标。陈慈玉以武夷山麓的崇安县星村为样本，详细考察了当时的贸易线路和贸易方式。福州成为茶贸易中心之后，运输茶的船只以此为据点，展开了横渡印度洋的大竞航。随着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通航，中国的茶业和茶路本当更加兴旺，可惜的是，中国茶的地位逐渐被印度茶所夺，海上贸易的命脉也由外国资本掌控。

    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重要中心，经过多次变迁，逐渐呈现广州、厦门、福州、宁波、杭州、汉口、九江、上海等城市星罗棋布的格局。其中汉口是砖茶的制造与交易中心，也是中俄茶叶贸易的陆路运输枢纽。在开港之后，形成了汉口-上海-天津-张家口-恰克图的线路，另外还有一条汉口-上海-伦敦-莫斯科的线路。在19世纪后半期的世界茶市场，中国茶不再拥有一枝独秀的风采，除了印度茶的兴起，日本茶也分去了一杯羹。就茶业发展而言，国际性的竞争已成必然趋势。

    如今中国茶只是世界茶业的一个支脉，中国茶要想重回宝座，任重道远。全球一体，生活多元。属于中国茶的芬芳不仅氤氲在往昔，也将随着茶路的延展散发友谊的信息。

    （赵青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