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人民日报》刊发特别报道《我们的流通成本为啥高？》一文，把目前我国流通领域长期存在的环节多、成本高等现象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阐述和披露。比如，流通环节多，每个环节加价5%以上，由此推动流通成本居高不下；梳理了推高综合成本的“流通堵点”，如标准不统一、信息不透明、规划不合理、政策不协调等；揭示了流通成本过高的消极影响和降本增效的潜力和前景。就全面反映我国流通领域现状和存在问题的严重性而言，这篇报道堪称近期难得一见的上乘之作，赢得较为广泛的关注和好评也在情理之中。

    这篇反映“流通成本高”的报道，找出其中原因并用大量的数据加以佐证已属难得；假如从“求全责备”角度，人们还可指出，该报道对“流通成本高”问题没有更深层次剖析；对于诸多“流通堵点”也没有用更多篇幅指出解决问题的途径等。也许，期望这篇报道承载这些内容是“过分”要求，或许根本不是这篇报道的任务。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目的是为解决问题。在肯定这篇报道内容的同时，不妨“按图索骥”，进一步找出“流通成本高”的更深层次原因，探讨解决问题的思路和途径。应该说，这也属于这篇报道的影响和贡献。

    这篇报道指出，由于流通环节过多，每个环节加价5%-10%，造成我国蔬菜流通成本高达50%-60%，奶制品、粮食、建材、服装等行业情况大同小异，流通成本以及运输、保管、管理费用远高于发达国家，甚至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

    那么，我国流通环节为什么“过多”呢？用什么办法解决层层加价“过多”的流通环节呢？这篇报道指出：“从流通组织看，流通主体规模小、形式散、环节多、效益差，是国内流通业的顽症。”这里“流通主体规模小”和“形式散”是主要原因，而“环节多”和“效益差”是这个“原因”的结果，解决了“原因”也就消除了“结果”。

    先从“流通主体规模”上说，的确，我国多数物流企业规模偏小。去年全国物流50强的业务收入仅占物流总收入的10%左右；公路运输经营业户达810万户，其中，个体户逾90%，从业者处处感受到生存危机。但是，流通企业成长到一定规模，即有能力构建从产地到销地的供应链系统，消除多余的流通环节，达到企业整体的成本最低、效益最大化，进而使得供应链上的每个环节取得最好或较好的效益。人们看到，国外的大型流通企业如沃尔玛、家乐福和国内的苏果、物美等，他们都开发和经营了农副产品生产基地，构建了从“田头”到“餐桌”的供应链，从而消除了多余的流通环节，降低了流通成本，增强了经营品种的市场竞争力，获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再从“流通形式”上说，在流通链条处于相对优势地位的企业，可以与上下游环节的企业结成供应链联盟，构建以供应链运行原则为主旨的企业联盟，从而消除多余的流通环节，降低流通成本和提高流通效率和效益。前几年，国家有关部门大力倡导和推动的“农超对接”等措施，属于构建“供应链企业联盟”的行为，取得了应有成效。

    当然，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条件下，流通企业内部和流通企业之间构建紧密和高效的流通供应链，条件更有利、更充分了。从根本上说，供应链是解决流通环节多、流通成本高的根本思路，也是流通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内容。

    从综合因素看，“流通堵点”的存在是我国流通成本过高的环境性原因。正如该报道所指出的那样，标准不统一、信息不透明、规划不合理、政策不协调等是造成国内物流成本过高的综合因素。具体说，“标准不统一”，主要指水路、铁路、公路等运输标准“各行其是”、“多式联运”推行不力等，其责在国家综合管理部门。因为协调各运输方式之间的装载器具及作业标准、制定跨部门的统一标准以及推行新的运输方式等，是其职责所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是不难解决的。只要相关部门、有关方面真正为流通企业着想，技术上应不存在问题，资金也不是“瓶颈”，而“态度”才是决定性因素。造成“规划不合理”现象，既有企业自身的因素，又有行业和地方管理部门的因素，体现在个体与整体、局部与全局以及个体与个体、局部与局部的利益关系处理不当。所谓“管理失误是最大的浪费”，在规划上体现最为充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由专业机构“顶层设计”，科学施策，流程再造；那种“长官意志项目”及“拍脑袋工程”必须摒除。解决“政策不协调”问题首先要解决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协调”问题。应该由国家综合管理部门，制定统一的、有权威的政策法规，执法部门严格依法办事，违法必究，问责从严。

    总的说来，“流通堵点”是流通成本居高不下的环境性因素。这种因素产生于“上层”，作用于流通企业，显现于社会经济生活。而“流通环节多”原因固然有社会环境方面的因素，但企业的“微观”因素是主要方面。由此看来，解决我国流通成本过高的问题，既是相关企业的责任，也是行业主管部门、地方政府部门和国家综合管理部门的责任；既是一个经济生态的成长和发育问题，也是经济环境的治理和优化问题；既是一个经济基础问题，也是一个上层建筑问题。说它是流通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也不为过。

    应该指出，我们既要看到流通领域“降本增效”的巨大潜力和空间，也要充分估计“降本增效”需要付出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和行政成本。降低成本可以增强流通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这是没有疑问的；问题在于减少流通环节、降低相关费用，在企业内部需要改革、调整、重组等，关系到供、产、销各环节和人、财、物多方面；在企业之间也有合约废立、流程重建、企业信誉损益等需要考虑的因素。至于统一标准、透明信息、合理规划、协调政策等内容，是为流通企业营造透明、合理、畅通、高效的流通环境。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要清除一些机构和部门庸政、懒政、“不作为”的温床，是要斩断一些部门、单位和个人吃、拿、卡、要的“财路”。所以，需要全面深化改革新理论、新思路的指导，需要有“重整河山”的决心、“啃硬骨头”的毅力。非如此，流通领域“降本增效”不可能取得应有成效。

    总之，我们不仅要看到“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下降1个百分点，就可以节约7500亿元”的前景和潜力，更要规划和运筹好为降低1%的社会物流费用，我们如何才能付出更小的成本、更好更快地达到目标，进而更好更快地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流通水平的差距。

    （作者系中国物流学会理事、特约研究员，高级物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