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要想有未来，必须要走规模化道路。”长期从事脐橙产业的江西省安远县赣之源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廖水长对于规模才能出效益有着切身的感受。作为一家流转了3万亩土地的合作社理事长，正是规模化生产提高了综合效益，让他在脐橙遭遇黄龙病、树木被大面积砍伐的困境下，依然能够熬过来。不仅像他这样的大户如此，在这个全国脐橙的主产区，关于规模化生产的意义，已经渗入当地农民的心中，廖水长说：“我们这里种脐橙的农民几乎都加入了合作社，大家都知道，自己闷头单干是没有前途的。”

    盲目流转有风险

    尽管规模化已是农业从业者及专家的共识，但是盲目的规模化运作并不是万全之道，尤其是在没有成熟产业支撑的前提下，大规模流转土地带来的问题频现。

    近几年，有关土地流转中出现的毁约弃耕现象屡见报端，以至于有人甚至对土地流转出现质疑。“应该质疑的不是土地流转本身，而是流转中存在的问题。”江西省赣县三溪永春蔬菜合作社理事长黄耀华这样说。作为当地规模较大的蔬菜合作社，他的合作社流转了3000亩土地，这些土地的价格，一亩从500元—1200元不等。“我们在流转土地中发现，决定土地价格的不是土地质量，而是当地农民的要价。”他说，1200元/亩的租地价如果单纯种菜，对合作社来说是有风险的。所以合作社内部进行了业务调整，这块地用来搞乡村旅游。如果有产权交易中心这样专业化的平台，让价格更加透明，更加接近市场的真实需求，就能降低流转土地的风险。 对此，廖长水也表示：“合作社租地应该关注当地是否有产业，成熟的产业可以抵抗因地租高而带来的市场风险，提高合作社的利润空间。比如广西的柑橘质量较好，产业成熟，桔子价格也高，我们合作社在广西流转的土地价格就比较高，但是还有利润空间，如果别的地方也是这样的价格，是有风险的。”

    除了土地价格的水涨船高会带来流转风险，工商资本的盲目与投机也是造成土地流转问题频现的原因。廖长水表示：“尽管有已经成熟的脐橙产业，我现在也不敢轻易扩大规模，先把现有的这些管理好，扎扎实实打好基础。农业还是风险比较大的，不能随意扩张。”这几年随意扩张带来的问题确实不少。在国家高度重视农业的大背景下，不少惠农政策着力引导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但是，一些资本务农原本就不是为了规模化种粮，有的是为了圈地以后更改用途，有的是因为有国家补贴才进入。这些工商资本流转土地的投机色彩较重，“有实力争地、没能力种田”，因此毁约弃耕的主体很多是工商资本。当然也不排除一些资本或大户确实是诚心种田，但忘记了循序渐进、稳步发展的“适度”两字，一味贪多、贪快、贪大，导致资金链紧张难以支付租金。

    “度”的关键在可管可控

    实践证明，农业的规模化绝不只是集中土地，单个要素规模的大小并不能决定综合效益的高低，能否发挥集约的综合效益才是土地集中的关键所在，这个集约的“度”到底改如何把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给出了答案。他认为“适度规模”就是要将土地经营规模控制在成本和管理水平所掌控的范围之内。

    这些年，随着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开展，对单个经营主体来说，能管理的“度”也在不断扩张。廖长水表示，“我们当地有喷药、采摘等农业各个环节的专业化生产服务，这为合作社扩大规模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因此无论是工商资本还是传统大户在流转土地之外，越来越倾向于借助农业社会化服务，这也成为他们规避因高地租而带来的生产高成本、提高农业效益的关键。

    陕西洛川便是如此。洛川苹果声名在外，一个县50万亩土地90%是苹果，但是这里的生产基本都是一家一户。通过区域的专业化服务，为农户统一提供技术指导、套袋、打药、协作营销等服务，克服了一家一户小规模生产的一些局限，实现了规模化运作、标准化生产。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王海波表示，适度规模不仅事关农业，背后还有数量庞大的农民。土地流转包括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一定要带着审视的态度去看，更不能简单地从经济利益上来考虑问题。他分析道：“我国人口多，农民也多，如果土地一下子规模化、农场化了，其他人怎么办？如果不开创可稳定分流农民的新产业，1家把10家的土地规模化起来，只会使1家的情况变好，而另外9家的发展依然会成问题。我们现在的城市容纳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是很有限的。这都需要一个过渡。”

    对此，叶兴庆建议政府在推进土地流转上一定不能急功近利，盲目求大，对土地流转、规模经营来说，就是发挥市场作用，通过土地自发的流转来扩大经营规模。这个过程中，政府可以做好土地确权、土地流转信息的服务、流转行为的监督以及对规模经营户的各方面服务，包括信息经营主体的培训等来推动这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