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逢年过节回老家，我都会抽空去看望周亚容先生。周先生是我的小学老师，要说对他的称谓，我觉得称之为书法家更贴切一些，所以在这儿我称他为“先生”。先生是一位民办教师，在当时的行政事业编制体制下，民办教师再怎么付出努力，再怎么教出成绩，都与体制内的教师有着巨大的差别，这充分体现在收入上、职务上。或许是先生看到了这一点，站了几年讲台后毅然辞去了民办教师的工作，专心在家写字、务农了。有这样一句话，我觉得送给先生极为妥贴：一等人忠诚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

    先生的父亲也是民办教师，小学三年级给我教过语文，极为严厉，我们都很怕他，后来因患病离开了讲台。因那会儿教师资源非常稀缺，大概是三年级的后半学期，周亚容先生高中毕业后替代他的父亲给我们上课了，也教的是语文，还有几门图画、思想品德之类的副课。先生初来给我们上课时，很腼腆，很注重自身的师表，每每进教室门前，都会理一下衣服，拍拍衣服上的灰尘，用手指理理头发。孩子们最善于观察老师的这些细微动作，或许正是因为先生的这些细微动作，让孩子们觉得这个老师性格柔弱，就不那么怕他了。调皮的孩子们当看到先生背过身在黑板上写字时，就会推推这个，搡搡那个，掐掐同桌小女生的胳膊，向后排的同学做个鬼脸等等小动作，也时常会在朗读课文时故意拉长音调，摇头晃脑，闹得课堂嘻嘻哈哈、气氛过分活泼。先生脾气很好，一般不体罚我们，这让我们几个调皮蛋反而因事得势，更加得寸进尺了。

    老家的夏天异常酷热，炽热的太阳时常晒烤着土地，中午的太阳晒得屋外白花花一片。经过一个暑假的暴晒，我扛着暑假期间大舅给我剃得铮亮的光头，和黑黝黝犹如张飞一般的脸开始了小学四年级的学习。先生似乎经过一个暑假的休整，对教育我们这些调皮蛋也有了一些想法、办法。报名上课的第一天，先生进教室时手里除课本、教案、粉笔盒外，还多拿了一件物品，是一根近一米长的四棱教鞭，足有两指粗细，教鞭上还用小楷字提着诗词，并用油漆刷过，光线下闪着道道亮光。从教鞭的制作上，看得出先生暑假时花了不少心思。就因先生手里多了这个教鞭，我们大约乖巧了一个星期。

    孩童顽劣的本性是改不了的。上学一个星期后，大家从暑期分开的陌生变得熟悉了、亲近了，那股得意劲儿也就上来了。那天下午语文课，或许是先生为了驱赶暑热大家的瞌睡劲儿，让我们大声朗读课文，于是我们几个要好的摇头晃脑，并且故意拉长音调调动大家读起了课文。可能我的音调拉得更长吧，也可能是我铮亮的光头招惹先生注意的更多一些，他让我站起来，单独朗诵。我那会儿不怕生，要是别的孩子可能还会收敛一些，会觉得老师让他单独站起来读书是一种过错，将会低着头小声读，但我不是这样，反而认为这是一种表现的机会，于是更加大声、扯着嗓子朗读起了课文，并不自觉地摇头晃脑起来。可我错了，当那个油漆的、闪着亮光的教鞭敲在我的脑壳上时，我才明白，老师已经关注、忍受我好长时间了。那节课我是在教室座位最后排的空地上站下来的，先生不仅用教鞭敲了我的光头、拧了我的耳朵，还斥责了我课堂不严肃的行为。下午我们的课程安排是两节课，然后是课外活动，最后是一节是自习课，随后就排队放学了。我记得那天课后我被先生叫到了他的办公室。我一直低着头站着，他走哪我跟哪，办公室、教室、操场、其他老师的办公室，我一直低着头一直跟着，就那样，一直跟着他到放学。期间同学们不断跑来跑去，朝我吐舌头、做鬼脸，有的甚至刮着脸蛋羞我。我那会儿沮丧极了，因为先生在，也只能恶狠狠地瞪他们几眼，别无他法。

    自那次承受了先生的体罚以后，我成了先生课堂上提问的重点对象，也成了先生的“勤务员”，诸如课间替他抱个作业本，课外活动时替他打扫个办公室卫生，去操场边的水窖打一桶水，冬天偶尔还会帮他生个火炉等等。就因这些，我和先生的语言多了，距离逐渐拉近了，逐步建立起了深厚的师生友谊。小学毕业时，先生叫我到他的办公室，从办公桌里拿出一个塑料皮笔记本送给我，依依不舍地摸了摸我的头，说上初中去吧。先生送我的塑料皮笔记本，封皮下的第一页用钢笔工整地写着：

    杨峰同学毕业留念，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师：周亚容。

    （谨以此文献给敬爱的周亚容先生，我的良师挚友，也献给那些可爱的玩伴，以及那个爸妈们见了发疯、老师整天头疼、乃至家里的猪、狗见了都要避开的孩童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