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初，河南18个省辖市统一明确将禁燃禁放烟花爆竹。近期，安徽合肥、江苏苏州等地又开始讨论全面禁放的事宜。一时间，烟花爆竹禁放政策仿佛大有密集出台之势。问题是，一纸禁令就真能禁得住烟花爆竹燃放吗？

    安徽芜湖从1996年即开始实施烟花爆竹禁放政策，是少数能够坚持禁放长达20年之久的城市之一。可是，走进芜湖，即便是既不逢年又不过节的平时，当地人婚丧嫁娶也还是“该放的总是要放！”到了春节，虽然执法部门会加大执法力度，但是，受人员和精力所限，现实往往只能是民不举官不究。

    对于执法部门来说，要更加有效地进行市场监管，首先必须保证能够及时获取违法违规售卖烟花爆竹的信息，堵住源头。而最有效、最经济的信息获取渠道，无疑就是传说中的“北京朝阳群众”，具体到烟花爆竹销售市场，这位“朝阳群众”应该就是有资质的烟花爆竹企业。且不论所谓烟花专营是否合理，至少受利益驱动，每个市场区域内具备资质的批发销售企业是最有动力去紧盯市场，防止外来产品进入的。有他们在，不用执法部门督促，他们自己就会下力气去规范整治市场，及时向执法部门反映情况，提供违法违规信息、线索。如果出了安全问题，执法部门还可以直接追究他们的责任。

    只可惜，一些地方在执行禁放政策的同时，也取缔了原本具有采购和批发资质的企业，在市场上留下了真空地带，以至于虽然不断强调禁放，但是街市上明里暗里仍然到处能看到烟花爆竹在售卖，市民更是想放就放。一禁之下，问题并没有了之，“禁令”倒更像是掩耳盗铃时堵在耳朵上的棉塞。

    客观而言，各地禁放烟花爆竹的效果普遍都不好。原因无他，禁放的难度实在太大！

    从需求的角度看，燃放烟花爆竹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活动，具有强大的传承惯性，难以被一纸禁令强力割断。

    从执行禁放政策的角度看，首先，处罚取证就是难题。法治社会，行政执法必须拿事实证据来说话。一般而言，烟花爆竹燃放所维持的时间也就三五分钟，过年期间，执法部门即使能够及时闻声赶到，燃放者也早已离开，该找谁处罚？进一步而言，即便有视频监控作为辅助，也难以准确定位是哪家哪户在燃放，执法难度可想而知。即使能够成功取证，可是在处罚时，以上限来计，目前几乎所有城市的罚款也不过500元，如果有人宁肯认罚也要燃放怎么办？

    然而，“奇迹”总是有的。据媒体报道，上海实施禁放后，效果就很好。2016年，上海市出台了“史上最严”的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为落实禁放政策，春节期间，公安部门除常规巡逻之外，还取消了警员休假，实行全员上岗，走进社区，守住市民燃放烟花爆竹的第一道防线。同时，动员了30万平安志愿者巡查、劝阻市民燃放烟花爆竹，据相关人士测算，仅春节期间，这项“人海战术”耗费的资金就高达10亿元以上。而2016年，上海全年的烟花销售额却只有几百万元，即使额度较高的2013年，销售额也不过9000多万元！以这么高的成本去保证禁放政策的落实，显然不是长久之策，特别是对那些财政条件不是很好的城市来说，更是有心无力。

    燃放烟花爆竹是传统习俗，所谓的扰民和环保问题，也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社会发展进步了才有的问题。发展的问题，应该让发展去解决，因为社会发展本身就是一个移风易俗的过程。20年前，从年三十到初一，燃放烟花爆竹几无停歇，但是现在，年三十晚上12点过后至次日清晨就绝少有人还会再放了，人们的群己权界意识已显著提高。问题只是我们现在发展得实在太快，调整的步伐难以及时跟上发展的速度，才让问题看上去特别突出。要解决它，唯有耐心是真经，就好似要从20楼下到1楼，嫌爬楼梯慢，可以坐电梯来加速，若还嫌慢，难道能直接跳下去吗？面对问题，我们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软着陆显然要比硬着陆好。

    既然禁的效果不好，而烟花爆竹燃放确实也存在环保和安全的问题，我们倒不如改堵为疏，改禁为限。据了解，新疆在这方面的做法就值得肯定。毋庸讳言，和其他地方相比，新疆在烟花爆竹管理上还面临着更大的安全压力。曾经一度，他们也倾向于一禁了之，但是群众的需求实在太强烈，强禁只能损害政策的严肃性。于是，改为限放，并以烟花销售企业为抓手，推行信息化管理手段，赢得了市场和群众的一片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