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豆腊八二十三，过年还剩七八天。”记忆中，腊八一过，也只是打个盹的工夫，左邻右舍的屋檐下、椽梁上、过道旁，就挂出了自家腌制的鸡鸭猪肉，一股年味在不经意间窜了出来，越来越浓。人们的脚步迈得更快了，似乎连空气中都弥漫着要过年的味道。

    最先开始忙碌的是母亲。一进腊月，母亲就没黑没白地忙乎开了。她要给家里每个成员一人缝一身新衣服、做一双新鞋子、纳一双新鞋垫。忙罢这些，母亲就挑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收拾屋子、打扫卫生。先是扫尘，母亲把屋子里能挪动的东西全部搬到场院里，挪不动的，就用废报纸或者破衣服盖住。然后，找来一根长竹竿，在一端绑上刷子，换上一身旧衣，头系一个毛巾或者戴一顶草帽，从屋子的顶端开始，先楼上再楼下、先小房后厅堂，角角落落、边边沿沿地刷扫。在清扫中，有时还能收获到一份意外的惊喜——平日找不见的锥子，在床头的缝隙里找到了；母亲的顶针在炕头的席子里翻出了；就连那只被我搞丢的银镯子，也在堂屋的板柜根复得了……扫毕，屋子拾掇利落，母亲就脱去身上的衣服，连同家里所有的被褥、衣物都要浆洗一遍，趁着晴好的日头晒干晾透，在场院边的青石上用棒槌捶平、叠展，细心地收拾起来，以待过年穿用。

    接下来，就是准备吃的。母亲要赶在除夕之前，把全家人吃的主食从初一到十五全部备足。这样，母亲几乎每天都要忙着蒸馒头、做豆包、搓麻花、炸豆腐，做好后装在一个大叵篮里，随吃随取省心又方便。忙过这些，母亲还要在厦屋另支一个床铺，准备一床新被褥，以备过年亲戚和来客歇用。

    待忙完这些之后，已是腊月二十三四了，买年货迫在眉睫。这时候，父亲便上阵了。一趟一趟地进城，一趟一趟地赶集。那时候虽穷，但毕竟是过年，再没有钱，蔬菜水果必不可少；零食炒货还得买些；花灯、鞭炮、春联、年画自不必说。要是逢上腊月哪家亲戚结婚了，还要提早准备几尺洋布或者一个被单、一条被面，好在新女婿新春拜年认亲时作为礼物回给小夫妻俩。当然，如果是年前没来得及购买或是一时疏忽忘了购置，还可以用钱礼来抵。钱礼的多少要由几家亲戚在一起商定，要给多少大家都给多少。既不能给多了，也不能给少了。

    忙年最热闹、场面最大的，还要数杀年猪，杀年猪一般都选在过年前的两三天。杀猪的当日，主家都会起个大早。先在一口大锅里烧上满满一锅水，然后再给圈里的肥猪倒上一顿好吃食，让它吃饱了好上路。杀猪匠在与人们一阵寒暄之后，就像沙场点兵的将军，指挥前来帮忙的邻居搭板支案、绑椽撑架。一切准备妥当，只见四五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将猪从猪圈内赶出来，连拖带抬将年猪“赶”上案板。这时，杀猪匠潇洒地拿起屠刀在衣袖上“噌噌”擦两下，左手掰起猪头、右手持刀准确地插入猪颈部。只见刀光一闪，冒着热气的猪血便喷入一个加了少许盐的洋盆内。杀猪匠一边吩咐帮忙的人将挣扎的猪按好，一边招呼主人赶紧将烧开的水倒进洋盆。不一会儿，猪的叫声由高亢转为低沉，渐渐就没了声息。接下来，杀猪匠将锅里的开水倒在一个大笸篮里，把已经毙命的毛猪放进去，烫毛、刮毛、开膛取脏，一切在他手里显得有条不紊。只需一袋烟的工夫，两扇猪肉就挂在了木架上。

    待猪杀毕，一般的农户总要切上一块上好的猪肉，并灌一堆猪血肠，再配上满满一锅红白萝卜煎豆腐，招呼乡邻和亲朋好友来家坐坐、聊聊。许多人家干脆把一个大方桌摆放在场院里，请来的客人三五成群围在一起，每人手里端着一大碗香喷喷的烩菜，热气腾腾地吃着。要是谁家再端上自己烧制的苞谷酒，那气氛就更加热烈了。划拳声、吆喝声、洗碗声、小孩的嬉闹声，再加上妇女们的嬉笑声，把腊月的寒气驱赶得一干二净。

    岁月流逝，事物嬗变。如今，物质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许多人都过上了天天饺子月月年的日子，那种大人煞费苦心置办年货、孩子扳着指头期盼的忙年方式，已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每近年关，在外打工或者工作的人们都像鸟儿归巢似的忙着回家与亲人团聚。老人和孩子忙着排练过年时自娱自乐的文艺节目，青年人则忙着到花店买上几盆水仙或迎春点缀自己的新居。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热闹，一种年味。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岁末忙年时陡然兴起的那种亲情交织、其乐融融的氛围，无论在哪个年代都永远似清醇的陈年老酒，让人痴迷让人醉。

    （作者单位：陕西省丹凤县供销合作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