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但凡过了五十岁的作家、学者，都喜欢住在郊区。要么住在一套有大书房、有阁楼的房子里，要么有一个小院莳花弄草，基本与外界往来减少，与书为伴、与内心相处成为晚年生活的主流。

    有一类老人，到了晚年更加努力地活出存在感，旅行、社交、跳广场舞……无时不在与时间赛跑。还有一类老人近晚则向隅而居，减少外出露面的机会，同时开始回顾前半生，进入一种独处、内省的生活。

    养老，住在哪里是个大问题。林怀民就在淡水河边自建了一栋大房子，每天清晨睁开眼即看到淡水河，惬意无边。理所当然地，在你工作了半辈子的城市郊区买栋大房子，这是最直接也最偷懒的想法。但在房价高企的今天，也许还有更多选择和想象空间。

    自从雾霾肆虐，听说北京的诗人们走掉了一半，都去大理和丽江古城定居了。每年只春秋季在北京，享受京城最好的时节，其他时间就像候鸟一样择地而居。这种养老方式听起来不错。诗人对变老这件事有特别美好的想象：当你年老，鬓斑，睡意昏沉 / 在炉旁打盹时，取下这本书……简直像又要重新活一辈子的坦然与期待。

    这样的生活也有担心：在当地有没有足够的朋友？做些什么俗事来消磨打发时间？后者还好说，文人都不是闲得住的，各种诗会、文学节是不暇身顾。曾经向移居大理的诗人宋琳约稿，本以为青山绿水闲居着，三天两日就可交稿，结果诗人时间都安排到半年后了。

    但朋友则难聚。各人的财务状况不一样，安排生活的能力也不一样。财务自由的可以择天下风光秀丽之地而居，家境困窘的可能三餐和医保也难以为继，文人身上则更加放大了这种对比。人到中年，家累所在，动辄就各奔东西。这时，嵇阮之古风就愈见可贵。野夫在《乡关何处》中讲自己当年被迫流亡后的不尽恩遇，让人觉得传说中的江湖义气在文人圈中也是存在的。自古“文人相轻”，但那些结下生死交的知交情谊，却让人动容。对野夫而言，所谓“乡关”，是随挚友散居在四处的。

    现代社会，攒钱不难，攒朋友却着实不易，找到可以一起同老的朋友更难。八十年代文坛执牛耳的批评家李陀有过这样的感慨，他们那一代插队下乡，参加各种运动以及被运动，虽然历时世之艰难挫折，却有幸结下了一些终生不绝的知交、一帮心性相通的老友。直到现在，他们还互通书信，时不时飞越整个太平洋来高谈阔论，急得脸红脖子粗而不恼不愠，实在难得。这种超越了家庭的小幸福趣味，实在是老来生活的一大精神依靠。

    所以，从物质上来说，养老最重要的，一是有个带小院的房子，加一条大狗，二是一架大浪淘沙的藏书柜和一个可容半身的书桌。年轻时可以像古人一样，雪夜思友，及至而返。待到年老，能从容回顾心里那些丰富的记忆，是一种更难得的幸福。

    有两句话可为佐证。一次是见白先勇，一生的伴侣中年即逝，问他在加州那个非中文语境中，独自怎么度过？他沉吟了一会说：“如果你曾体验过美好，那么靠那份记忆就可以活得很好。”还有一句是写出《十支水莲》的诗人王小妮说的，她和评论家徐敬亚定居深圳，在那个故交零落没有冬天的城市，会不会寂寞？她说：“如果你的内心够强大，那朋友的远近并没有那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