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支持灾区重建的社会责任与担当，一边是必须坚守的存贷比、信贷规模、风险等多条“红线”和底线。 

　　进退两难间，如何才能让“震中银行”屹立不倒？

　　龙泉河的河水，依旧浑浊不清。

    穿过河上那条被誉为“生命通道”的绿色长桥，西南方向便是云南鲁甸地震重灾区的龙头山镇。路边，一顶顶写有“民政救灾”字样的蓝色和白色安置帐篷随处可见。烈日下，扬尘、消毒粉以及些许腐烂的味道夹杂着，冲斥着人的五官。

    时隔云南鲁甸地震已有二十余天。随着震区百姓生活渐入正轨，除满足百姓日常金融服务需求、兑付政府下发的过渡安置资金外，下一步，如何满足灾民生产自救和家园重建的大量信贷资金需求，成为当地政府和金融机构工作的重点所在。

    调查中，《农村金融》周刊记者发现，在很多地方，由于只有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具备扎根县域、网点遍布城乡的优势，因而，很多灾后金融服务工作，包括救灾资金兑付和信贷扶持灾后重建等，出现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负担过重”乃至“一肩挑”的现象。

    一边是支持灾区重建的社会责任与担当，一边是必须坚守的存贷比、信贷规模、风险等多条“红线”和底线。

    进退两难间，如何才能让“震中银行”屹立不倒？

    担当与坚守

    作为金融机构 “要为灾区人民服务好，把灾后重建支持好，尽农村信用社职责。”

    除了抢修、抢建“帐篷银行”的那49个小时，在鲁甸地震重灾区龙头山镇，农村信用社的金融服务，从来没有中断过。

    8月3日鲁甸地震所造成的损伤程度，包括农信系统人员受伤和财产损失，都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但站在救灾一线，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昭通办事处主任胡文良依旧鼓励员工，作为金融机构 “要为灾区人民服务好，把灾后重建支持好，尽农村信用社职责。”

    在龙头山信用社院内的“帐篷银行”里，从其他网点临时调来援助的小伙子朱太星忙前忙后，他负责给前来办业务的灾民核实身份信息、激活存有政府救助资金的“金碧惠农卡”。从上午8：30“帐篷银行”营业忙碌到下午14：30，码放在朱太星办公桌上的业务凭单已经有两指多厚。记者趁人少的时候数了数，还有164笔。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与灾区其他救援工作不同，金融服务的“工作量”是随着灾区群众生活步入常态、生产自救、家园重建的进度，逐步递增的。

    “最初的金融服务工作，主要是存款、取款和挂失等工作。”鲁甸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副主任赵娟说。

    震后初期，由于灾民被集中安置在一起居住，把随身带的钱存起来，是最主要的金融服务需求。有时候，他们紧攥着从废墟中刨出的残币找到农信社，农信社员工会帮着一点点拼好、粘牢，再存上。

    在胡文良的手机里，至今仍保存着“帐篷银行”搭建初期的业务数据：

    营业第一天，存现40笔，金额49.78万元；取现3笔，金额15.3万元；转存53笔，金额35.35万元；转账支付结算92笔，金额101.86万元，开卡3张、挂失3户……到8月13日，累计为灾区群众办理业务3.5万笔，金额达19405.32万元。

    但走起来脚步生风的鲁甸县联社监事长丁剑说，目前，辖内各网点启动的政府救助资金兑付工作，才是忙碌工作的开始。

    在鲁甸县，包括农信社在内，共有三家金融机构。到村镇一级，能够找到的金融网点，便只有农村信用社一家了。因而，兑付灾后救助资金的重任——10镇2乡、80个行政村、17万左右的人口、总额2301万元，别无二选地落在了农信社的肩上。

    下一步，“进退两难”

    想到接下来对灾区百姓的生产自救和家园重建提供信贷资金扶持的问题，他觉得农村信用社面临的是一道“两难”选题。

    就目前来看，如何做好灾后的金融援建，还是个难题。

    “40亿元，并不夸张。”对于灾后重建的刚性信贷需求量，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昭通办事处主任胡文良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在地震中，房屋倒塌的有2.58万户，严重受损的有4.06万户。在政府救助资金的基础上，如果每户对房屋重建的信贷需求是5万元，累计起来也是33.2亿元的需求总量。再加上房屋一般性毁损修复、灾区生产自救等需求，至少是40亿元的灾后重建资金投入。其中，鲁甸县所需的信贷资金投入至少是20亿元。

    “这样大的信贷需求体量，如果没有其他银行的投入，都由农信社承担，风险过度集中，对以县级法人为单位的农信社来说是难以承受的。” 胡文良说。想到接下来对灾区百姓的生产自救和家园重建提供信贷资金扶持的问题，他觉得农村信用社面临的是一道“两难”选题。

    一方面，作为地方金融机构，全力做好灾区金融服务工作、助力灾后重建，是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

    另一方面，贷款回收出现问题怎么办？信贷规模超标怎么办？存贷比撞监管红线怎么办？如果由农信社独家承担灾后重建的信贷投放工作，风险过于集中怎么办？……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金融机构，这一连串的问号，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不能不顾及和思量的问题。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对上述问题心存担忧和顾虑，并非杞人忧天。

    类似的问题，两年前的云南彝良震后重建，就是一个案例。

    2012年9月7日，彝良地震，彝良县农村信用社挑起了信贷助力灾后重建的大量工作：累积投放安居类贷款6229户，累计金额达5.88亿元。但目前来看，还款情况并不乐观。

    从2013年6月30日贷款发放完毕至今，一年多时间，多数借款人均未还款。至今，彝良农信社累计回收的贷款金额只有335万元。在650户还款名单中，只有15户完全结清。

    “贷款如何回收，是个挑战。”彝良县联社主任李在鹏坦言。

    青海省玉树县，玉树农商行面临的问题更为棘手。

    “有200户‘院墙贷款’已经到期，但目前为止，一户都没收上来。”玉树农商行业务发展部经理才仁旺加说。

    2010年玉树地震之后，玉树农商行投放的灾后重建类贷款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房屋修建和产业恢复类贷款，投放了3.7亿元，支持灾民1400多户；一部分是政府要求、助农户修建院墙所用的“院墙贷款”，投放了900多笔，累计金额1500多万元。但目前，受百姓“政府放款不用还”等思想意识的影响，两类贷款的回收，成了大问题。

    “农村信用社应当在灾后重建中承担社会责任。”胡文良说，“但信贷资金的发放，必须要坚守监管红线、风险底线，同时，还需跟地方政府做好对群众还款意识的引导问题！”胡文良强调说。

    吁求“灾后救援合力”

    跟灾后其他方面有条不紊的救援工作一样，对金融机构如何救援，也需要有顶层的规划和部署。

    “重点在有政府提供相应财政补贴或扶持的地方，发放救灾贷款。”结合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贷款发放工作，四川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有关工作人员建议说。

    该工作人员指出，2008年汶川地震，四川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承担了大约94%的灾后贷款发放任务。值得欣慰的是，由于在发放贷款时严格把控风险底线，该省农信系统灾后贷款的回收情况良好。

    这几天，难得在办公室椅子上坐一会儿的胡文良想得最多的就是灾后贷款发放的事。为了下一步灾后金融援建工作顺利开展，他试图多方寻求“破解之法”：

    吁求多家金融机构一同发放灾后救援贷款，分散贷款风险；跟央行调研组协调，增加信贷投放规模；跟银监部门协调适度放宽存贷比红线，或将救灾贷款剔出存贷比考核；不仅要向各级政府部门争取贴息政策，还要确定好贴息的时长和额度；同时确保政府部门对地方百姓的正确舆论引导——政府只是贴息，从农信社贷的款必须要还给农信社……

    由于自身能力有限，胡文良说，他将把问题跟云南省联社领导汇报，争取从省级联社的层面进行协调和沟通。

    “谁来保证同样在灾后受创的地方政府财政按时贴息？如何刺激地方经济发展，以确保借款人的第一还款来源？……跟灾后其他方面有条不紊的救援工作一样，对金融机构如何救援，也需要有顶层的规划和部署。”对于“存在挑战”的灾后贷款回收工作，胡文良强调，灾后金融援助过程中显现的诸多问题，值得冷静思考和多方探讨。

    “灾后金融救援秩序亟需建立。”业内一位分析人士指出，“明确各家金融机构的灾后信贷投放量，避免让信贷风险集中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