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一份《南方周末》”，递给老板3元纸币，我拿上报纸，背起行囊，踏上了离京的高铁列车。

　　放下行李，坐在靠窗的座位上，两个半小时的车程，我选择阅读来打发这段时间。

　　翻开报纸，浏览标题与版面，一篇《城镇化的两点历史经验》映入眼帘。回望窗外，列车正飞驰在广袤平原，麦田与村舍争相掠过，眼前的农村在城镇化建设的大潮中，又将有着怎样的改变？

　　文中作者从宋代市镇的发展史以及佛山的城市治理史中诠释了城市的“定义”，即“‘城’作为政治驱动的影响和‘市’作为经济驱动的效应”。纵观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由1978年的17.9%提升至的当下的53%，但和发达国家高达90%以上的城镇化水平相比，还有相当长一段路要走。

　　还记得高考和大学毕业的时候，无数学子争相期盼能够考上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学，或毕业能去一线城市就业。无数憧憬的背后，实则是教育资源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

　　“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这便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主要表现。 如同文中历史经验中所说，城镇化的发展除了政策的积极推动，“市”作为经济驱动的效应也不可忽视。在美国和欧洲，再小的城镇基本上都能基本满足你的所需，商品的“无差异化”构建了商业上城乡的平衡。美国在城镇化的发展历程中通过注重城市商业功能和产业功能的郊区化，鼓励和推动中小城镇的发展，进而缓解了大城市的发展压力。

　　而在当下，国内“北上广深”等大城市拥挤不堪，如何逐渐转变城乡差异化，改变城乡的二元发展结构、建立公平的城乡关系，自然成了下阶段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核心。

　　一路从北京到郑州，由环渤海城市群到中原城市群，不禁感慨建立“超级城市”转变为建立连接紧密的庞大城市群，不仅是欧美等国增强城乡发展活力、推进城乡融合的有效手段，也是下阶段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重点。

　　还记得几周前在研究生的课堂上，老师说道，城乡除了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外，户籍制度也是限制城镇化发展的一把枷锁。印象中有一次和北京的农民工聊天，他踟躇地说道，在农村老家只能种地，来了大城市选择的机会虽然多了，但你没有城市户口，未来也难以安身。

　　遥望欧美一些国家，其推行自由的城乡发展机制，没有人为地在制度上限制城市与乡村居民，而是以居住地作为划分城市与乡村的标准，居民只有职业分工的不同，城乡居民可以自由流动和迁移。这虽然短期内在我国很难实现，但从长远来看，应是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