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农村金融银行家圆桌论坛召开，转型期农村金融机构竞争力提升再出新热点——

　　新一轮农村信用社改革即将进入第10个年头。农村信用社在规模不断扩大、资产质量显著提升、服务“三农”的能力得到强化的同时，也迎来了转型期。

　　在8月25日召开的2012农村金融银行家圆桌论坛上，业界专家与农村金融银行家一致认为：在农村信用社股份制改革方向已经明确的前提下，为保证农信社股份制改革全面完成，当务之急是建立起现代农村银行制度，使“治理”的步伐不落后于加速进行的“改制”进程。

　　如此，才能达到农信社在转型期内“改制不改向”、提升服务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目的。

　　制变——

　　方向明确 过程纠结

　　目前，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已经明确：推动资格股向投资股转化，支持组建农村商业银行或股份制的农村信用社，同时指导农村信用社引进新的优质合格股东，优化产权结构，改善公司治理。农信社改革下一个5年目标是高风险机构全面处置，历史挂账全面消化，主要监管指标达到并持续符合审慎监管要求。

　　作为改革的亲历者和实践者，安徽池州九华农村商业银行董事长胡孝锋认为：农信社改制为农商行，实质上是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对农村金融资源的重新配置，目的是提高农村金融服务的质量、效率和水平，增强农商行在市场竞争中的活力。

　　但是，争议存在于一点：股份制是一剂良方，但是否适用于所有地区农信社的发展现状？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理事长杜晓山在发言中指出：要因地制宜，选择适宜的产权形式，股份制改造有困难而又适合搞合作制的，也可以进一步完善合作制。

　　“2003年国务院下发的试点方案提出的是‘区别各类情况，确定不同的产权形式’。”杜晓山说，“社科院的研究员认为，改制与否最关键的还是尊重股东或社员自身的选择。”

　　尽管有业内人士称，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制”在中国农村金融体系中难觅其踪，但仍不乏学者对其存在意义给予厚望。

　　杜晓山直言：如果取消了合作金融，农村金融体系会变得更加不完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张承惠则站在农信社角度，认为中国的农村金融业需要合作金融，但中国的农信社系统不太可能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合作金融机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需要另外建立。

　　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祥临则提出：应当建立起一个以金融为起点、为核心，向购销、技术指导扩展，受到国家支农政策支持的合作经济体制，合作金融在中国农村金融体系中必须得到发展的空间。

　　治变——

　　打牢基础 协调推进

　　在大力推进农信社向商业化股份制道路前进之时，监管层也认识到产权改革是重要的，但产权改革并不完全等同于商业化股份制，它只是一个新的起点。而治理模式、管理机制创新却与产权改革同等重要。

　　银监会合作金融机构监管部主任姜丽明提出：治理机制的作用远远大于产权模式的选择。她在公开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指出，荷兰合作银行认为，在坚持市场定位方面，产权模式不是本，关键核心在于治。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何广文则从农信社改革的目的上对“治理”的重要性表示了认同。他认为，如果要从一个机构来讲，改革目的就是要把它培育成真正的市场主体，即“能够自己说了算”。对于农村金融机构而言，就是向谁放款、放多少款、怎么放款都由自己说了算；如果亏损了，能由自己负责。

　　在农信社自身管理水平较之大型商业银行存在较大差距的现状下，要想获得真正的市场主体地位，行使市场主体权利，能够在市场环境下达到“对自己负责”的现代银行管理水平，“提升治理能力”是其改革发展中的当务之急。

　　有业内人士提出，作为小法人的县级联社，需要根据“改制”进程，不断地调整和优化治理机制，以适应形势的要求，与时俱进。同时，要加强自身建设，建立完善的企业法人治理机制和高效运行机制，不断优化内部管理功能架构，提高员工素质，并强化股东对其监督和评价机制，保证其履职的有效性。

　　“省级联社在‘弱化管理职能’的政策背景下，还应不断致力于搭建统一平台，提升服务基层行社的能力，从而保证基层农信社对体系的完整性诉求。”杜晓山如是说。

　　何广文特别提出，无论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方式如何，金融机构都必须做好“三情”：第一“情”是要关注民情、民生，体现社会责任；第二“情”是要关注舆情，要让别人了解自己，从舆情中获得社会资本；第三“情”是要为股东利益服务，一切要围绕商业可持续发展这一出发点开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