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一些企业中，员工层与运营管理层的对抗在加剧，比如富士康事件和广丰罢工事件。这种冲突的根源有很多，但我认为基本原因是经营管理层“权力文化”的形成。

　　偏离目标的管理是“暴政”

　　企业是一个经济组织，员工与企业之间是一种特殊的交换关系。按照科斯的说法：“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也就是说，企业建立的重要原因，就是用来代替企业与员工之间的讨价还价，从而节省成本。

　　按照这种逻辑，经营管理层就是这个价格机制的替代物，通过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合作，企业可以节省交易成本去实现盈利目标。而盈利目标是合作的前提，任何偏离目标的“管理”，都是一种失去了合法性的“暴政”。

　　这就是今天发生在相当一批中国企业中的“权力现象”，很多经营管理层按照“自我意志”而不是按照企业目标来管理，而相同的地位与既得利益又会产生“官官相护”，结果就形成了员工与管理层对抗的局面。这个局面，有时候甚至不以企业老板的意志为转移。

　　现代企业制度与西方基督教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在这种文化背景中，经理人是一种“职业”，这种职业的背后是职业道德与基督教文明的对接，在这种对接之上，职业经理人与员工获得了合作的“灵魂约束”：背离企业目标是不道德的。但这种约束对中国企业显然不存在，因此，传统的儒家学说自然进入了“时代的呼唤”。这种呼唤其实有着一个时代的无奈感：我们现在很多管理上的困境，并不是出于管理问题，而是“道德”层面的问题。问题不是出在做事上，而是出在“做人”上。

　　“做人”的准则来源于国学

　　既然问题出在“做人”上，那么，中国管理就必须回归到最基本的原点，那就是寻根。当我们讲职业化，讲标准，讲流程的时候，很多人都没有感觉，但你把它们转化为仁、礼、义时，大家就有感觉了。

　　在员工的角度，从传统的“做人”层面去讨论做事，无疑能够大大减少交易费用。比如当我们把“仁”解释为客户价值，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是仁也。”这样的警句说的不就是与客户的关系吗？！

　　同样，礼是天之法则，人之规则。“一旦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讲的就是职业化，就是“对规则的敬畏”，当每个做到仁义之师，公司做到礼仪之邦，我相信管理就不会那么复杂，社会也不会那么混乱了。

　　当然，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不可能通过简单的方法来解决。但是当传统文化纽带断裂造就了我们这样一批“无根的一代”、当经济强盛代替“文化之我”、当每个人回答“钱就是我”之时，这种无根的“我”获得的只能是短暂的自恋，而在这种短暂自恋的狂欢之后，是危机的逼近。

　　中国企业目前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就是这种认同危机，而这种认同危机深深根植于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之中。我把这种矛盾归结为：有根的市场经济与无根的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或者叫有道德的市场经济与无道德的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

　　我想，这就是新国学管理的时代意义。新国学管理的要求很简单，那就是把西方管理体系对接中国文化之根，中国文化不能没有自己的根，中国企业不能没有自己的管理模式，中国的市场经济必须是有道德的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