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总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吸引着媒体和公众的极力关注，他们来自农村，他们的建议立足于农业、源于农村、来自农民，不仅务实、而且亲切，他们就是值得尊敬的农村基层“两会”代表。

　　看，他们在认真聆听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参与分组讨论时，或凝目沉思，或点头默许，很多时候，都有一丝微笑在嘴角浅露。其中原因，也许正如一位来自农村基层代表安徽省旌德县白地乡洪川村党支部书记余的娜所说，“农民现在是幸福的，作为一名来自最基层的人大代表，我深知自己责任重大，关注农村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听，“两会”总有好点子、“两会”总有好战略、“两会”总有好消息。 声音凝聚责任。“要稳定发展农业生产，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要加快农业科技进步、要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深化农村改革……”。“温总理的报告给咱老百姓又带来实实在在的政策和支持。”人大代表、密山市黑台镇塔头村党支部书记林秀芳笑着说。

　　想，“加强农业设施现代化建设，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重视和加强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组织体系建设，促进农业产化……”声音满载民生，基层代表们那一个个建设性声音的背后，是他们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调研与奔走。本次“两会”中，人大代表、安徽中祝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鲁中祝就农民专业合作社未来的发展提出了自己诚恳的建议。

　　通过农村基层“两会”代表的传递，有助于让公众更深层次地了解到目前农村的发展现状，农业发展所面临的困难，农民亟须解决的问题。在与基层“两会”代表的沟通和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如今的惠农政策一年更比一年好，农民收入一年更比一年多。同时，更多的农民期盼着“两会”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福音，例如希望提供平价农资、渴望合作社规范壮大、热盼稳定农产品收购价格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想必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春天里，答案都将不再遥远。

　　对于第一次参加“两会”报道的记者，记者聆听过很多大会小会、发言讨论，拜读过不少建议，更是采访了许多基层“两会”代表，问起对方“两会”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时，得到最多的答案便是一个字“忙”。的确，他们忙得务实、忙得严谨、忙得激情飞扬。因为他们身上肩负着更多农民兄弟的嘱托和责任。

　　有朋友问自己，“两会”是什么？现在，我可以回答：“两会”是期盼，“两会”是创新，“两会”是力量，“两会”更是常变常新的话题。

（汪洋）

　　“职业农民”和“加强农民合作化程度”

　　在今年“两会”期间，中央一号文件、《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1—2015年)》以及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农业科技创新成为了本届“两会”“三农”领域的热议焦点。在采访众多政协委员时，我也问了不少关于科技创新的问题，在他们的回答中，有两个提法让我颇有感触：一个是“职业农民”，另一个则是“加强农民合作化程度”。

　　“职业农民”的提法并不是某一位委员提出的，它实际上是“种粮大户”、“科技带头人”、“规模化种植农场主”等一系列说法的代名词，因为意义相近，我就将它们都统归在“职业农民”下。我认为，不论是哪一种命名，它代表的都是那些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新生代、有技术、会经营、懂管理的新型农民。他们所从事的都不再是传统的粗放式农业，而是在生产的过程中添加了更多的科技因素，农业收入回报率相当高的准工业化的农业。比如，在东北地区有的种粮大户一年种植几百亩水稻，年收入达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再如北京城郊的一些农民发展采摘、旅游，年收入也相当可观。这甚至吸引了一些年轻人放弃城市工作来专门经营农业。在这一提法中，我所关注的是，不论这些职业农民经营的是何种具体产业，他们最终都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化或组织化程度，有组织就必然要合作，在组织合作的过程中，供销合作社的功能就能发挥出来，我们的合作事业就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至于“加强农民合作化程度”，则是3月6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稳中求进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记者会上，我本来准备好两个问题直奔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而去的，然而在整场记者会中，我一直对着主持人流露出祈求渴盼的眼神，最终还是没能获得提问机会。于是不甘心的我，在主持人宣布记者会结束后，第一个奔到台前，抢问到“在当前农村大量有知识、懂技术的青壮年劳力都转移到城市，真正留在农村种田的多是老弱妇孺的现状下，您认为如何才能保证农业科技的顺利推进？”，而陈锡文主任给出的答案就是“加强农民合作化程度”，听到了“合作”二字时，就让我不禁兴奋了起来，按照他的说法，未来科技推进农业发展，不在于农村有多少青壮年劳力，更多的是要看农民合作组织是不是发达，当一家一户不能完成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大家一起来干。所以我们现在也要考虑统分结合，在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引导农民走专业合作的道路，考虑怎么才能给农民在各个生产环节上提供更多的社会化服务。陈锡文还旁征博引地详细介绍了可以引导农民参照日本和韩国的农协、台湾的农会来发展国内的农民合作组织，并且表示“如果能加强农业合作化程度，我国农业可供科技发挥的余地比日本、韩国等国还要大。”这就意味着农业科技创新、发展现代农业很大程度上都要围绕农民专业合作社来开展。

（郑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