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春，台湾作家，并同时身兼评论家、教师、电台主持人、编剧等多重社会身份。好故事、会写书、擅书法、爱赋诗，被称为“顽童”。以其丰富多样的文学创作和“怪异”而独特的小说理念受到当代华语文学界瞩目。既能在书斋里踏实写作，又不将自己隔绝于书房，对社会与现实保持关注，这已经成为张大春最吸引内地读者的个人特点之一。

　　张大春的读者粉丝有一个时髦的名字：“春卷”。“春卷”们逐渐发现，张大春与他们惯常看到的内地作家们似乎有所不同：他熟悉古典文化，却不酸腐；踏实创作，却不木讷；才气横溢，却不矫情。

　　其实，张大春谙熟西方文化，最早是台湾现代派和先锋派的领军人物，而后来又热爱阅读不带标点符号的古书。他在台湾一家电台做了10年的说书节目，从《江湖七侠传》讲到《水浒传》，似乎是个沉浸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说书人，却又将节目辟出一半时间用来点评时事。

　　他帮王家卫写剧本、与周华健合作京剧、给潘越云写歌词、粘着崔健做贴身采访，同时还不耽误写书——在内地出版的一些书封上，他已经被描述为“当代最优秀的华语小说家”。

　　“我们是因为自己的处境而写历史”

　　10多年前，以边写边连载的节奏，张大春一口气写完了1100页的小说《城邦暴力团》。

　　在这部书中，一方面，张大春把江湖、绿林、暗战、侠义等武侠元素统统移至台湾现实社会，它甚至曾被倪匡赞为“金庸之后最伟大的武侠小说”。

　　而另一方面，这部书试图从江湖的视角来重新解读中国一百年来的历史，其中又套入民国史、漕帮史和个人冒险史，几乎是一部“中国地下社会总史”。内地学者陈思和评价，《城邦暴力团》“以庙堂、江湖和现代知识分子的三种叙事穿插其间的一部漕帮史，造成了历史的云遮雾障。”

　　最让张大春开心的评价来自于一个在酒店门口碰到的读者。那人对张大春说：“你的《城邦暴力团》太吓人了，我每次经过街坊店铺都怀疑后面是黑道的堂口。”

　　在写这本书之前，张大春对相关题材内容感兴趣已有一二十年，用他的话说，“每天把自己当文盲，翻来覆去地存取材料，没有目的。(写的时候)资料都在手边。”

　　张大春的很多创作都与历史有关。受到香港艺术节邀约，今年他与歌手周华健合作了京剧《水浒108》之《忠义堂》。这是张大春“水浒”系列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主题是关于投降派和造反派的两种价值观。

　　此外，在张大春参与创作的戏剧《当岳母刺字时媳妇是不赞成的》中，岳飞之所以会上战场，其实是害怕面对母亲和媳妇间紧张的婆媳关系。

　　“这样的创作绝不是强调随便编、抛开史实，”张大春说，“我的意思是，无论如何忠于史实，也不大可能真正返还历史现场。史料里充满了解释信息，我们一般以为这就是真正的第一手材料。可越是全面理解这些说法不同的史实，也就越容易把错误或者是虚假的东西给挑出来。”

　　在创作历史题材作品时，张大春似乎更像是一个“历史真相发现者”的角色。他认为只有不断扫掉史实上的尘埃或者霉斑才能看出它的本相——不过就算如此，这些本相也不见得就是真相。“简单地说，我们是因为自己的处境而写历史。”

　　“社会怎么发展，我就怎么评论”

　　《城邦暴力团》出版后，内地已经有过一个公司和几位导演盯上了这部小说的影视改编。但张大春却对此不抱任何希望。他认为，一个作品的形式在刚开始创作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确定了。“假若它能够被拍成一部很好、很伟大的电影，那就证明我一开始的判断是错的，而如果拍成一部烂电影，我还看它干吗？”

　　其实，张大春与戏剧、电影的距离一直很近。他写过影评，曾在侯孝贤的电影《悲情都市》中出演过一个“只露出后脑勺”的龙套角色，最近还与王家卫合作创作了电影《一代宗师》的剧本。

　　2010年，他完成了京剧《忠义堂》和由契诃夫的14篇小说汇集而成的音乐剧《欢乐时光——契诃夫传奇》；2011年又在“全民大剧团”监制王伟忠的邀请下，参与创作《当岳母刺字时媳妇是不赞成的》；此外还写了部一半是京剧、一半巴洛克式歌剧的《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

　　在《小说稗类》的责编曹凌志看来，张大春属于“鬼才”，每样东西都能玩出花样。

　　张大春每天写三五千字，然后写写旧体诗，练练字，读古书；抽空做书画研究，写专栏，创作戏剧。他“什么都不干也可以赚钱”，可还是每天出门两小时，去电台主持一档做了10年的说书节目。

　　张大春以写旧体诗、练书法为乐。而在内地，作家贾平凹一早表示自己靠卖字赚钱，润格不菲，连余秋雨的书法也早就成了藏家抢手货。

　　这些雅好并没有磨掉张大春的棱角。“就是因为有个麦克风在手上，我参与的社会议题可能会多一点。”除了说书，他还在电台节目里说说新闻，聊聊时事。这与大多数大陆作家只埋头写小说，尽量躲避当下时事又截然相反。

　　“大陆作家比较规矩。但是莫言说的话恰恰相反：他会说，‘台湾作家真可怜啊，每天还得跑出去抛头露面’。”

　　实际上，既能在书斋里踏实写作，又不将自己隔绝于书房，对社会与现实保持关注，这已经成为张大春最吸引内地读者的个人特点之一。

　　“社会参与”的过度与否没有一个标准，但张大春有时候也会认为，“出门太多了自己心里知道。”

　　张大春有时候会对社会失望，因为“踏踏实实地做点老实活的人很少”。他认为自己绝对不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现在对他而言是句“骂人的话”。

　　在他看来，公共知识分子是长期有进取态度，并以社会改造为目的。而自己对这个社会并没有正面和准确的期待。写专栏时，只能“社会怎么发展我就怎么看、怎么作评论”。

　　“我的读者和鼎泰丰的顾客都已不在台湾”

　　1988年3月，祖籍山东的张大春第一次回到大陆探亲，“被温情熏染了40多天”。

　　当时，北京正值初春。他看着杨树从一片枯枝到发出了嫩芽，意识到季节分明的北京与台湾的不同，想到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眼泪突然就流了下来。

　　张大春从20岁起就建立起了台湾本土读者群，但如今他却调侃现状是“我的读者和鼎泰丰(著名台湾小笼包专卖店)的顾客都已不在台湾，不是去了美国就是来了大陆。”“台湾对比较深刻的知识和趣味有一种整体淡漠。”

　　1988年，在亲戚的推荐下，张大春的第一本简体书《雍正的第一滴血》在多出版字帖的宝文堂书店出版，但这本书没有给大陆读者留下任何印象。2004年，他的《小说稗类》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引进大陆，2008年后，世纪出版集团又接连出版了《聆听父亲》《认得几个字》等书。

　　他算是来内地比较早的严肃文学作家——在他之前，大陆引进的台湾文学类作家只有琼瑶、三毛、席慕容、王文华和刘墉等人。

　　“先做张大春是一个经营策略。”《城邦暴力团》的策划编辑刘志凌说，“考虑到了市场接受度、审批等因素。”

　　接下来，出版社对张大春的作品展开了一系列营销活动，三本书让他来了四五趟大陆，反响强烈。

　　随后，白先勇、董桥、骆以军、朱天文、朱天心、唐诺等台湾作家的作品纷纷被介绍至大陆，引发了大陆阅读台湾的热潮。

　　当然，“阅读台湾”的热闹景象也许是出于大家对彼岸的好奇。曹凌志认为，张大春的作品让大陆读者明白，“人还是应该多了解一些各种各样的东西”。而对他自己来说，看张大春会发现“我们受到的框框套套的所谓书本教育其实是可以扔掉一些的”，他说，“原来还有那么多可能，我们以前只不过是被我们自己给弄死了。”

　　（《中国新闻周刊》万佳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