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德是周恩来的侄女、沈钧儒的长孙媳，周秉德在嫡亲侄辈中年龄居长，自12岁生活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因为从小受伯父伯母的“平民”教育，她至今出行还坐公交车。

　　周秉德曾先后任职北京首饰进出口公司、北京市外贸局、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88年到侨办《华声报》担任副社长，后来到中新社担任副社长，直到1998年离职。在61岁高龄开始任全国政协第九届、第十届委员。如今，在北京复兴门一个普通红砖楼小区里，她和很多中国老人一样过着含饴弄孙的生活。

　　初进中南海毛主席请吃苦瓜

　　周秉德的父亲是周恩来的三弟，解放前在天津做党的外围工作。1949年举家来到北京，正式参加革命工作。周恩来找到弟弟的领导，提出一个“特殊”的要求，弟弟的职位要尽量低，待遇要尽量少。“父亲做的是工会、仓库的一般科员，我家的房子就非常小，两间西晒、不通风的小平房，加起来也就20平米。”周秉德姐弟3人便住进了伯父周恩来的家，一直到1964年结婚成家，她才搬出了中南海。

　　周秉德第一次见到伯父周恩来是1949年6月她12岁的时候。她还记得，伯父一看到她就高兴地拉着她的手说：“来，来，让我看看你像爸爸，还是像妈妈。嗯，都有点像！”把她安顿在中南海丰泽园住下来后，伯父就忙工作去了。她住在伯父旁边的小书屋，也与毛主席一家毗邻而居。

　　有时候在外边玩，就碰到李敏，那时候李敏还叫娇娇，她们几个“海”里的同龄孩子便常在一起玩。后来，江青和李纳从苏联养病回来，带回两部小自行车，她们都用这两部自行车学着骑，很是热闹。周末春藕斋办舞会，她们这群小姑娘也跟着伯伯、叔叔们一起跳交谊舞。“我跟毛、刘、周、朱都跳过，我伯父跳得绝对是最好的，所以他最忙，很多女孩都排着队地去找他跳，我也参与排队，但每次都跳不了一个整曲，跳一两圈就好了，很快就得换人。”

　　她们在“海”边玩时捉到小鱼小虾，李敏、李纳说拿回去给我爸做汤吧，一起去“进贡”，毛主席高兴地吩咐拿去做汤。“汤做好以后，我们陪他吃顿饭，桌子上有红烧肉、苦瓜，他一定要我吃苦瓜，我从小没吃过苦瓜，我看着挺鲜绿的，就夹了一块吃，一吃觉得苦就不愿意吃。他说：‘得吃苦瓜，不吃苦瓜不能吃苦，不吃辣椒不懂得干革命。’”至今她还珍藏着“毛伯伯”写给她“好好学习！毛泽东”几个大字。

　　从小坐公交车上学不搞特殊化

　　她称呼伯母邓颖超“七妈”，因为伯父在大排行里排老七。她在一生没有生育的伯父伯母身边生活了15年，邓颖超曾说：“秉德与我们的感情最深。”但他们姐弟们并没有因此得到娇纵。周秉德平时住在学校，她上的是师大女附中干部子弟班，学校里大家都住在一个大房间的上下铺。“我记得很清楚，一个月7块钱的伙食，吃得肯定很一般，难得有什么肉，经常是炖茄子、炖白菜，有一点油星。穿衣服也都是大棉袄，夏天有时候发条裙子那就是很高兴的事了。”

　　有时候星期六要回家，看到别的同学有车来接，她却得自己坐公交车回去，中间还得倒车。回去后小姑娘心情有点不平衡，就跟伯母说：“你看人家都有车来接……”伯母说：“你记住了，你就是普通学生，将来长大了，你就是普通劳动者。不能因为伯伯是总理，你就有任何的特权思想，你不能有任何的特殊化。”

　　从小的这种“平民”教育，给他们姐弟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弟弟周秉钧、妹妹周秉建在八一学校读书，平常给他们两毛钱，倒公交车上学。一旦嘴馋吃个冰棍把钱花了，那就得走路去上学。一次期末要放假了，学生们要拆洗被子，他们看见别的孩子家里有车来接，就找老师要了个信纸、信封，给伯母邓颖超写信，信上写道：“七妈，我们放假了，请派车来接，因为有行李。”下午卫士叔叔骑着自行车来了，找到他们后，把被子都驮起来，到校门口找了两辆三轮车拉回家。回去后七妈稍显自责说以后要惦记着去帮他们运回行李，但又教导他们说：“要车的口气还真不小！但车是伯伯工作用的，你们是老百姓。”

　　有一次，周秉德清早坐在院子里看书，不料，伯父看见后批评她说：“解放军战士在打扫庭院，你怎么能一个人在这里看书？”她一听马上把书摆下来，和叔叔们一块打扫卫生。伯父很少批评她，这是让她记忆犹新的一件事。从此，她便知道，自己虽然是总理的侄女，但跟战士们是平等的，不能有任何特殊。

　　后来周秉德随夫到贵州，那里的条件非常艰苦。“曾经有人知道我的身份后不相信，他们互相议论起来就说，她不可能是周总理的侄女，周总理的侄女怎么可能跟我们一样受这份罪？如果是什么亲戚，那也是八杆子打不着的，姓周而已。”

　　记忆里的伯父常通宵达旦工作

　　在周秉德的记忆里，伯父总是特别匆忙，走路快，吃饭快，难得能跟她们好好聊天。有时候伯母邓颖超会派“任务”给他们，让孩子们到二门去迎他回家，这样他就可以下车和他们一起走上几百米路，活动活动筋骨。

　　伯母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身体不好，在医生的建议下，她到颐和园听鹂馆休养。“伯父一般是没有空去游园的，但因为伯母的缘故，他也去颐和园看她，有时我们会在傍晚时陪他去。”周秉德回忆说，“他进园前嘱咐卫士一定要去买票，进园也从来不清场，谁看到他都可以上前握手。走长廊的时候，他还指着上面的画给我们讲故事。那个时候，我才知道长廊的每一幅画都不一样，也都是有故事的。”

　　伯父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伯母怎么去喊他，他也走不掉，到大清早还不肯休息。周秉德说：“伯母想了个办法，凌晨五六点的时候，把我6岁的妹妹叫起来，扎好小辫子，到伯父办公室，拉拉伯父的衣角，要他一起出去到公园看花。因为伯父的办公室大人不可以随便进去，让小孩子去就好办了。对小孩子他也说不明白，只好跟着她一起走。出门一看，车子、卫士都准备好了，一看就是我伯母布置的。他们一起去中山公园看花，和遛鸟的老头聊天。所以他经常上午睡几个小时，他的早饭就是我们的中午饭。”

　　谈起周总理在万隆会议逃过的一劫时，周秉德说：“参加万隆会议，他其实抱着不一定回得来的思想准备。‘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本来是冲着他去的，刚好缅甸总理临时约他到仰光会面，所以他才没有乘坐这架飞机。”

　　1976年周总理去世后，周秉德跟伯母要伯父一件最破旧的衣服作纪念。“毛巾睡衣服拿过来，我一看衣服上有几十个补丁，有手绢、毛巾、纱布，补了又补。我看了以后非常震惊和内疚。”

　　不求名与利  踏踏实实过日子

　　周秉德回忆：多少年来，我们一直过着极为普通的“平民生活”。我们的父母先在两间小平房里居住，后改为60平米的楼房里住到过世，他们多年挤公共汽车上下班。

　　我们姐弟6个人，我曾离开北京去了三线陕西，在贵州工作了10年。“文革”前，二弟秉钧、四弟秉华按照伯父的精神、放弃了青年们首选的考大学的机会，都去当了兵。而“文革”中，总理又支持五弟秉和、六妹秉建去了陕北、内蒙古插队。后来，弟弟妹妹靠自己的努力当了兵，那时青年们最佳出路是当兵，总理知道后，又严令他俩脱下军装，回到了上山下乡的农村和牧区。秉建在内蒙古生活了26年才被调回北京。周秉德说，伯父要求我们要和全国老百姓一样过简朴日子。我们都是在伯父的教导下，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走过来的。在我们周家兄妹中，我们就是普通老百姓，没有人当大官，没有人经商挣大钱，没有小车子、大宅子。

　　周秉德说，现在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富强了，人民的生活小康了，我们兄妹6个人的生活也和大家一样生活得很幸福，知足常乐。我退休也闲不住，经常到各地学校、团体奔走呼吁，传承红色传统、宣讲周恩来精神。

　　我时时在想，那些贪官污吏吃一顿饭一掷万金，受贿数以百万计，他们对得起那些为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的烈士吗？对得起伯父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期望吗？

　　作为红色后代的周秉德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红色传统不能丢，革命信仰不能丢，为人民服务不能丢。

　　（刘春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