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入得城来，张柏如嘱咐张金良把他的那担红薯交给情报员张多庆，张多庆是那名回乡军需官的同村人，就让他先进军需官家探虚实。过了东关桥不远就来到军需官的家。张多庆担着红薯去叫门，只听屋里有女人问：“你是哪个？”

　　情报员答道：“我是同院子的多庆呀。”

　　“有事吗？”

　　“我家听你妈说大哥多年不回，现在好不容易在家休息几天。我爸让我从地窖里挑了几十斤最好的红薯叫大哥尝尝。”

　　“他外出应酬了，不在家。”

　　“那没关系，我把红薯放下就走。”

　　“那你等一下。”

　　张柏如手一挥，几个队友立即从两边包抄过来，躲在避人处。

　　只听“吱呀”一声，门开了，张多庆挑着担子径直往里走。待那女人一转身，张柏如一个箭步蹿进屋去，另外几个队友也赶了上来。张柏如进屋一看，一个大约六七岁的女孩正坐在长条桌旁写字，他便飞身上去拦腰抱住了女孩。女孩一时没反应过来，倒是把那个女人吓得大哭起来。

　　“不许哭！赶快把你丈夫带回来的枪拿出来！”

　　女人战战兢兢把他们带进里屋，乖乖地打开了保险柜：13支加拿大手枪都在里面。

　　“还有一支冲锋枪在哪里？” 女人又哆哆嗦嗦地指了指床下，一个队友趴下身子拖出了那支冲锋枪。

　　张柏如指挥队友把两个女人捆绑在床架上，为防她们喊叫，在她们嘴巴里塞了毛巾。张柏如把手枪用几层油纸包好，放进一只皮箩，又在厕所舀了粪水覆盖上。那支冲锋枪目标太大，不便带走，只好留下。

　　张柏如一行分头出了邵阳城，风驰电掣般回到了二支队营地，漂亮地完成了任务。

　　1949年中秋节前夕，衡宝战役结束，人民解放军进了邵阳城。张柏如被安排在流光岭十三区人民政府担任文书。

　　不久，“镇反”运动开始。流光岭十三区辖区内有一个大地主，名叫尹伊仲。他的儿子尹如圭是共产党湘中二支队的第一任司令员，在一次遭遇战中被捕，被国民党杀害后把头颅挂在邵阳城的城门上示众。当时，尹伊仲作为烈士家属暂时未遭冲击。后来，被曾作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认出，尹伊仲曾在几年前当过国民党邵阳地区的“剿共”总司令，手上沾满了地下共产党员的鲜血。那时，他与儿子也是南辕北辙，在政治上是死对头。于是，10名地下党员给远在上海的老共产党员、著名音乐家贺绿汀（贺也是邵阳人）写信，请他出面证明尹伊仲过去的反动身份。贺绿汀很快给当时的邵阳地区的领导写了信，证实了10名地下党员所反映的情况。邵阳地区领导当即下令逮捕了尹伊仲。经审查，尹伊仲供认不讳，只是希望看在烈士儿子的份儿上保一条老命。后经上报审查，批准对尹伊仲执行死刑。

　　张柏如还记得那个不寻常的冬日。上午十时许，从四面八方陆续赶到流光岭来的一万多名群众聚集在一块平地上，在平地的尽头临时搭了一个台，上面挂着一条会标，上书：“公审反革命分子尹伊仲大会”。领导决定由张柏如担任执刑员。公审大会前，区委书记亲手把一支快慢机手枪交给了他。

　　只听得大会主持人一声高喊：“把反革命分子尹伊仲押上来！”顿时全场口号声震耳欲聋：“打倒反革命分子尹伊仲！”“枪毙大地主尹伊仲！”这时，张柏如只觉得全身热血沸腾，太阳穴旁边的血管“嘭嘭”直跳。他和两个民兵提起尹伊仲就往台上推，这尹伊仲已是五花大绑，身后插着写有“反革命分子尹伊仲”并画着红圈的箭标。

　　当宣判人庄严宣布：“把反革命分子尹伊仲押赴刑场枪决！”人群中又是一阵山呼海啸般的口号声。张柏如等三人把灵魂出窍、瘫成一团的尹伊仲连拖带提地推到了平地的另一端。张柏如扣动扳机，“砰砰”两声就结果了当年威风八面的“剿共”总司令的性命。

　　厄运中的奋斗

　　邵阳地区的土改刚结束，省里决定从邵阳抽调干部支援湘西的土改运动。张柏如响应号召，第一个报了名，组织上很快批准了他的请求。

　　他们坐一段车，又走一段路，跋山涉水，四天后才来到他即将开展工作的通道县。这里是侗族人聚居区，县城只有一条街，街上只有几十间破破烂烂的木屋。他被安排在县城街区任土改组长，不到半年时间，他领导的街区圆满完成了土改任务，受到上级的肯定。

　　1952年4月，通道县的土改工作即将完成。县领导发现张柏如能写会画，便提出让他留下来，参加组建县文化馆的工作，张柏如二话没说，坚决服从分配。

　　他在文化馆主要担任美术专干的工作，除了辅导少数几个稍有绘画基础的青年人之外，他有了进行美术创作的时间。那段时间，他不舍昼夜地工作，以侗家生活为素材，紧密配合政治形势，创作了一批作品，先后在《新湖南报》、《新苗》等多家报刊发表，其中的连环漫画《坚决镇压反革命》由全国多家报刊转载，有些作品还参加了省美展和中南区青年美展。1954年他便被吸收为湖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是当时黔阳地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美术家协会会员。张柏如在美术方面的才干，引起了省、地两级的重视。不久，他被送到湖南省文艺干校深造。

　　1957年，“反右”运动从上至下迅猛推开。省文艺干校也发动了“反右”斗争。

　　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个永远不能从记忆中抹去的夜晚。1958年3月8日，熄灯的铃声刚刚响过，张柏如已经上床睡觉了。这时，有人把部分党、团员匆匆忙忙叫起来，说是召开紧急会议。第二天清晨，起床铃声响过后，张柏如起来洗脸刷牙。刚出门却大吃一惊，只见寝室外的墙上刷满了大标语：“打倒右派分子张柏如！”“张柏如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打倒混入革命队伍的坏人张柏如！”这个突如其来的袭击有如五雷轰顶，一下子把他震得眼冒金花，他脸也不洗了，扶着墙走到自己的床边，一下子瘫坐在床上。他的大脑一片空白：一夜之间，我怎么就成了人民的敌人——右派分子？！当天，他就和同时被打成右派的另两人一起被押上台，遭到无情的批斗。

　　几天后，他被押送回通道县。刚一进家，母亲急切地问他：“现在正在“反右”，你不会有事吧？”张柏如知道迟早瞒不住母亲，便如实禀报：“我已经被划为“右派”了。”母亲一把抱住他大哭：“我们两个‘八字’命太苦了，以后可怎么过日子呀！”他只好宽慰母亲：“娘啊，你放心，天无绝人之路。”

　　接下来，便是无休止地挨批斗、写检讨。记得有一次批斗会上，一个从北方南下的县文化馆的同事上台批判他，劈头就骂“你妈个×”。话音未落，张柏如就跳起来反驳：“你凭什么骂我的娘？你是不是娘养的？你骂我的娘就是在骂烈士的娘（张柏如的哥哥是在抗美援朝中牺牲的烈士）。你们还讲不讲政策？”一时会场大乱，主持会议的副县长只好草草宣布散会。

　　无休止的批斗检讨持续了半年多，在一次大会上，领导宣布了对他的处理决定：开除公职，遣送回原籍监督劳动。会后，张柏如马上提出：宁可蹲监狱，不回老家！后经组织研究，将他的处分改为在当地“劳动教养”。

　　几天后，他洒泪告别孤身一人的母亲，被武装押送到八面山林场，开始了历时三年的劳教生涯。

　　在林场劳动的间隙，他始终没有忘记他热爱的事业——绘画，没有纸笔，他就用大地当纸树枝作笔，不停地练习。他每天仔细观察林木的生长过程和各种植物在不同生长阶段的颜色，经常观察各色人等的形象神态，不断地积累素材，在心中作画。

　　劳教的二十几个人几乎全是有点文化、有点本事的人。一天晚上，管教干部把他们集中起来，让他们登记自己的特长。张柏如报上自己的特长为绘画、书法、文字和刻蜡板，并写明自己是全地区最早的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几天以后，张柏如等几个有特长的人被调离八面山林场，到泸阳钢铁厂报到。这泸阳钢铁厂是个劳改工厂，工人大多是劳改和劳教人员。他被分配到办公室工作，主要任务是办油印报纸和作宣传画。

　　有一天，厂领导把他找过去问道：“你会画国画还是会画油画？”张柏如答道：“都会。我过去还画过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哩。”“那你先画几幅宣传画看看吧。”看来，这位领导有点抑制不住心底的高兴。

　　是表现表现自己的时机到了！张柏如要来了油画颜料、画笔和十几斤桐油，准备动手。厂领导给了他一幅表现大跃进内容的宣传画，让他放大制作成巨幅画。第二天，他在厂门口架起一口小锅熬好桐油，然后把油打在一面大墙上，再刷好底色，用碳条勾勒出宣传画的轮廓，准备正式作画。几天后，巨幅宣传画绘制成功了。这是泸阳钢铁厂有史以来的第一幅巨幅宣传画，一下子，引起不小的震动。厂里的工人、家属、小孩都争相观看，劳改、劳教人员虽不能到近前欣赏，却可以在几十米外观看。连附近的农民也闻讯赶来凑热闹。接着，领导又让他临摹了一幅毛主席和两个农民在一起的宣传画，也获得成功。

　　一次，他正在作画，只听到身后传来一个操北方口音的女人的声音。转身一看，原来是一位50岁左右、干部模样的女人在向他问话。她仔细问过了张柏如的工作情况后，和蔼地对他说：“你对自己的错误要有正确的认识，但不要背包袱。你是有专长、有文化的人才。我看过你作的画和你出的油印报，不错嘛。尽管有人反对你画有毛主席形象的宣传画，我看了以后是支持你的，你要有自信！”张柏如连连点头。

　　“我准备让你试着画一幅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先不外展。你有信心吗？”

　　“我一定努力完成任务！”张柏如又连连点着头。

　　接下来的几天，厂领导腾出大会议室给张柏如当画室作画，时不时还来问问有没有困难。张柏如心里明白，那个女子可能是比厂长更大的干部，这幅“先不外展”的毛主席像也可能会派上什么用场。果然，这幅毛主席像画好后，很快就不知去向，后来有人告诉张柏如：那幅毛主席像已用汽车运走，早就挂到地委大礼堂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