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里，在上班的路上，总有一对母子在向路人乞讨。身材瘦小的年轻母亲扎着蓝围巾，低着头，在人行道上盘腿蜷缩着。她身边的小男孩头戴小皮帽、脸蛋釉红，约莫四五岁的样子，手拿小铁碗，追逐着路人来回乞讨。

　　“叔，给钱”。我第一次路过小男孩时，被他拦住了。我好奇地打量着他，乌黑的眼睛滴溜溜地看着我，胖乎乎的圆脸虽被风吹日晒得釉红釉红，圆滚滚的小手拿着闪亮的小铁碗递到我的面前。

　　“叔，给我钱”，看我还没有给钱的意思，小男孩再次提醒我。童言之中，没有一点乞讨的羞涩。“好好，我给。”我忙从口袋里摸出壹元硬币，投到他的小铁碗中，发出几声清脆的碰撞声，小男孩灿烂一笑，让开我追逐下个人去了。

　　也许，由于上次相互之间端详的时间略长一些，加之我每天必经此处，自那以后，他却再没有拦住我要钱了。好几次，我看他在没人路过时，便独自一人玩着小铁碗，自娱自乐。偶尔，我给他做个鬼脸，他也还我一个嬉笑，没有一点小乞丐的神情。

　　近年来，常常看到一些报章，披露有人靠各式各样的乞讨发财的新闻，这对好善乐施者的心理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这对母子，无论如何也不像靠要几个硬币就能发财的样子，倒也不似好吃懒做之人。既然如此，必有缘故。我想，他们这样乞讨又能维持多久呢？该念书的黄金时期一晃就过，能挣钱的时光却在白白的浪费。

　　茶余饭后，每与家人谈到此事时，妻子便会笑话我口袋里的“铅角子”没了，已上高三的女儿干脆叫我把那个小男孩领回家，当“小儿子”来养。她们之言，虽是调侃，一笑而过，但他们又怎能知道乞讨之人的日子艰苦，又怎知埋在我内心深处、久久无法释怀的一件往事呢？

　　二十二年前，刚从学校出来不久、二十岁的我在乡里的信用社当会计员。虽说是，这个“内当家”的岗位比较重要，可当时，因为我卑微的临时工身份，每月的薪水只有三十元，每天才挣到一块钱。可想而知，那时的日子是多么的拮据。好在就一个人，没有别的负担，能填饱肚子就好。

　　一个仲夏的午后，我一个人在信用社的营业间里整理账目。正当我聚精会神地埋头忙碌着，突然响起一阵咿咿呀呀的吵闹声，我抬头一看，隔着钢筋防护栏外站着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老人，手里拿着几张零角的纸币，正朝着我比划着——一个讨饭的哑巴。我站起身来，摸摸上下几个口袋，只掏出一张壹元纸币，右手从栅栏间递出去，左手朝他举起晃了晃，又对着上身的口袋摆了摆，示意我只有一块钱了。他伸出脏兮兮的手接过钱时，朝我打量了好一会儿，之后忽然对着自己的胸口咿咿呀呀地使劲地比划了一番。看样子，是想告诉我什么。我似懂非懂地笑了笑，挥挥手，指着办公桌上的账目，提示他我正在办公。他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迟疑了一下，便转过身慢吞吞地走了出去，又是一阵咿咿呀呀。

　　晚上，在小镇上散步时，人们还在议论白天哑巴挨家要钱的事：说哑巴是孤身一人，得了重症，讨钱自己要到省城里治病。我想，他也够可怜的。

　　数天后的一个下午，父亲急忙赶到小镇上来，问我是否请假，去送送哑巴舅爹爹（我们这儿称“爷爷”为“爹爹”），他昨天已经过世了。我顿时一片茫然。原来，那个沿街乞讨之人竟然是我的哑巴舅爹爹！而当他向我乞讨时，我居然又未认出他来，竟以一块钱将他打发了。辛劳一辈子的他，就在无钱医病的窘境中孤苦伶仃地离去。

　　记忆中的 哑巴舅爹爹是一个心灵手巧、勤劳一生的苦命之人。他是我祖母的二弟。虽然他什么活儿都会做、肯做，却因为是哑巴加上穷的缘故，一生未成家。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常来我家，帮忙干活，来时还不忘在我兜里塞一些好吃的，这往往会招来大人们的一番唠叨，他会佯作生气地比划几下予以反驳，然后摸摸我的头，挤挤眼，笑嘻嘻地示意我赶快走。领会其意，我便飞也似的跑到一边，独自享受美食了。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哑巴舅爹爹也渐渐来得少了。他最后一次来的时候，我在学校里未能见到。只是听母亲后来说，他已老了许多，身体也大不如前，估计会有什么毛病了。想不到，他与我的最后一次见面，竟然是以这种方式。

　　多少年来，每逢清明、冬至之时，我总会想起哑巴舅爹爹。想起他向我乞讨，我居然未能认出他的那一幕，我在心中每每忏悔。自那以后，凡遇乞讨之人，我总会尽自己所能给予帮助，以此告慰我的哑巴舅爹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