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改成“五农”，并非只是追求文字上的出新和概念上的变化，而是包含着深刻的含义。作为一名从事农企经营、长期关注“三农问题”的全国政协委员，刘永好提出这样的观点，势必有他深刻的体会，是他在生产经营中对农村如何发展、农民如何变富不断思考和求索的结果。

　　“五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农社，即农民专业合作社。相对于“三农”，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企建设一样，只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具体途径，然而，把农民合作社提到和“三农”一样的位置，却足显出合作对于解决“三农”问题是多么的重要。

　　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发展，都绕不开规模化的问题。规模化可以多方整合资源，实现资源、信息共享，可以节约交易成本，可以增强抗风险能力，特别是随着中国市场化的深入，一切经济主体都要经受市场的大风大浪。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无法应对市场的要求，这也是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农民就受损失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什么香蕉会烂在树上无人采摘，为什么柑桔会几分钱一斤让农民血本无归，为什么出现市场农产品涨价农民收入反而下降的情况，为什么会出现毒豇豆危机，为什么农产品一滞销农民就面临破产，这都是因为小规模的农户经营与大市场的需求严重不适应的表现。

　　土地是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资料，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就得有相应的土地资源。但是我国人均耕地少，土地集中必然导致部分农民的土地资源不足，在土地还是农民基本生存保障的前提下，必须保证农民都有自己的土地。所以，保证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化所需的土地资源，就只能靠农户的联合，通过合作的方式将农民组织起来，实现农业规模的扩大。所以说，发展农民合作，是农业生产规模化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的现实条件制约下的必然选择。

　　有了规模，农业生产力就会大提高。长期以来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就是因为没有解决规模化的问题，要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和升级换代，农民在资金筹集、先进技术引进、信息获取等方面，都受到很大制约，致使农业生产一直在较低的水平上徘徊。有了规模，农民的生产经营领域就能得到拓展，农业产业链就会得到拉长，农民与市场就能有效对接，农民在市场中的地位就会提高，农民在产品定价等经营决策上的话语权也会得到提高，在市场中能不断走向成熟。这不但有利于农民增收，也有利于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和发展，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协调和健康。

　　合作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这样的认识，不仅是基于中国现实思考得出的逻辑结论，更是建立在发达农业的现实经验上。刘永好委员走访了欧洲、美国、日本、韩国等很多国家，发现这些国家都有着发达的农业企业和健全的农业合作社制度；同时也发现，在我国农村经济搞得好的地方，也是农业专业合作社搞得好的地方。

　　但是，我国的农民合作发展水平却不高，起步晚、规模小、覆盖面窄。刘永好委员提出“五农论”，也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现实，才把农民合作从理论上推到另一个高度，借此来推动农民合作的发展。的确，如果说“三农”变“五农”，那么，农民合作必将被更多的人所认识，会让多的人去思考和关注，国家政策也会更加重视，这样，农民合作的意识将得到极大提高，社会对农民合作的理论成果也会不断出现，社会资源也会更多地向农民合作流动，农民合作社就会得到加速发展， “三农问题”也能得到迅速的解决。如果这样，“五农论”就不仅仅是一次理论创新，更是造福农民的大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