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微型金融在服务“三农”，支持区域经济发展，扶持农村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小额信贷、农村资金互助、社区基金服务等一系列微型金融模式在利用自身优势的同时，不断开拓创新，为破解农民贷款难问题、促进农村经济产业化发展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微型金融也因其准入门槛低、惠及面广、群众认可度高的特点被纳入国家涉农扶贫体系。从多年的运营上看，微型金融扶贫已经在农村构建出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多层面的框架。但是，在项目的实际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多种纰漏。对此，中国农业大学农村金融与投资研究中心主任何广文教授有着自己的见解。

　　非市场化利率定价的缺陷

　　确定贷款利率的非市场化倾向使小额信贷机构等微型金融组织过分彰显了金融扶贫的政策性优势，而忽视了金融市场对资产收益性的内在需求。何广文教授指出，“金融机构并非福利组织，利率的确定应该市场化。”金融体系需要部分降低代理成本，并提高利率水平，从而退出低收益资产行列；通过释放微型金融扶贫资金的能量，进而获得成长的可持续性。而采取市场化利率定价也巧妙地化解了扶贫资金投向错位的尴尬。何广文教授补充道，由于经营者的有限理性和价值取向，常常会把贷款利率设定在市场利率和当地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之下。这一现象的不合理性集中体现在：面对强势群体时，低利率的优惠政策往往被截住，资金很难到达真正有需求的中低收入人群。为此，何广文教授主张，利率应当介于当地金融机构和民间借贷利率之间，反对一味低利率或人为的高利率。

　　熟人社会的监督劣势

　　业内对于农村微型金融产生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有着比较统一的看法，熟人社会作为微型金融理论的显著特点，尤其受到诸多专家的推崇。诚然，在熟人社会的圈子里，彼此间信息相对公开、邻里间关系十分紧密、农户个体珍视现有农村社会角色的延续。这一切成为内生微型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审查成本的天然优势，而这，也是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眼红”之处。

　　但是，恰恰就是这一优势本身存有严重的漏洞。现实中的熟人社会往往以村级行政单位为界限，至上不过到整个乡镇。相邻的熟人社会彼此缺乏沟通，整个农村社会实际上被无数个微型的、缺乏联系的熟人社会所取代。金融扶贫的宗旨本是利用金融流通提高处于低收入水平的农户阶层的积极性，促进其增产增收，乃至最终激活整个农村经济体。可以看出，至少在金融扶贫的层面上，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现有微型金融体系还不能形成合力。何广文教授进一步引申道，“大家都是乡里相亲，谁要监督、查账、提意见，谁就可能得罪人。如果进行内部监督，往往出现监督成本归个人，而收益归大家的现象。久之，自然出现搭便车行为，所以内部监督很弱，不能持久。”这也间接造成了“规章墙上挂，制度地下行”的情形。

　　扶贫贷款投向的异化

　　受自身状况限制，扶贫贷款在整体上处于低收益甚至负收益的局面，但是在贷款投放的个体决策上往往又会出现错位的现象，使扶贫的效果更加复杂化。何广文教授在调研中发现：某村共有15.5万元扶贫贷款资金，其中，财政拨款15万，其余为村内自筹。2007年最终放款10笔，分别为1千、4千、1万、4万各一笔，2万两笔，1.5万四笔。其中2万的两笔都贷给该村经营小店的店主，当地包工头贷走了那笔4万的贷款。而实际上，小店店主和包工头都有能力承担一定的商业利息，应该引导他们进入商业信贷市场。

　　在其他的省市，何广文教授发现了类似的问题：在此类扶贫贷款层面，很多贫困村的贷款都给了优质客户。而经营者给出的回答往往大同小异，“贷款我要收回来，放给优质客户能收回来，放给贫困户我收不回来。”经营者在运作扶贫贷款时常常自动将其划归为亏损的资产项目，抱着完成任务的态度敷衍了事，缺乏创新的动力。同时，扶贫贷款本身很难产生相应的竞争机制，这导致了工作方式老化、工作思想陈旧等问题的出现。同时，在现实操作过程中，自然也会对贷款投向缺乏关注，或者不注重收效，或者更倾向于商业利润的追逐。也正因此，出现了专家调研时发现的诸多问题。何广文教授强调：“随着农户资金需求不断扩大，农村对金融服务的渴望日益增加，发展中的资金严重不足，矛盾只会越来越激化。”

　　开“药方”

　　“坚持资金投放的分散和小额化、利率市场化，使其自动过滤高收入群体并实现财务的可持续。”何广文教授补充说，“在具体操作时，可以采用小额度加分期还款的模式来执行这一策略。”同时，把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管结合起来，避免单一的内部监督可能出现执行力度不够的尴尬。何广文教授最后表示，要与有关部门协作，建立风险分摊和转移机制。要从普惠金融体系出发，围绕贫困户发展微型金融扶贫制度，建立相关辅助机制，健全有关法律法规，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扶贫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