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游击队长到工艺大师

　　好几次听家乡人说，在湖南通道县有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同乡，名叫张柏如，人称“怪人张老八”。他从小调皮捣蛋，但聪慧精明，勇气过人。12岁外出闯荡，20岁参加游击队，并当上手枪队长，曾经亲手枪毙过邵阳“剿共”总司令。解放后主动要求“支边”到湘西通道县工作，后来被莫名其妙地打成右派，历经坎坷，受尽屈辱。直至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勉强被人平反，可他却在此时提出了提前离休的请求。他毅然卖掉老家的祖屋作经费，一头扎进湘、黔、桂三省区的几百里侗乡，筚路蓝褸，上下求索，历时十一载，撰写出《侗族服饰艺术探密》和《侗族建筑和古史民俗》两部巨著，其中一部著作由台湾出版后发行至40余国。为此，张柏如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家”的称号。听说他为人古怪，脾气古怪，说话古怪，做事也古怪，有时出奇招怪招，而他在家族同辈中排行第八，所以人们送给他一个绰号：“怪人张老八”。

　　不知是出于景仰，还是出于好奇，我决心去拜访这位“怪人张老八”。一个夏日，我背着行囊，顶着烈日，翻山越岭，赶往湖南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在县武装部领导的陪同下，好不容易找到了他的家。眼前的张柏如跟我想象中的奇人大相径庭：小小的个头，瘦瘦的身材，细细的声音，可能是由于身体不好的缘故，大热天还穿着长袖衬衣，眼窝深陷，但眼睛还是那般炯炯有神。他听说我远道而来，特别听说是邵东同乡，便兴致勃勃地拿出了那本由台湾汉声出版社出版的大型专著《侗族服饰艺术探密》（上、下卷），还与我海阔天空地聊起来。由此，我走进了他命运多舛的生活，走进了他波澜壮阔的内心世界。

　　少年时代

　　1928年阳春三月，位于湘西南的山乡乍暖还寒。薄雾迷迷，春雨霏霏，桃花李花竞相绽放，布谷鸟的叫声空谷回荡。一条小生命诞生在邵阳东乡的梽木山张家村的一户耕读之家。他，就是张柏如。1934年，湖南大旱，田地歉收，父亲只好外出经商，不幸患伤寒死在江西吉安。从此，张家捉襟见肘，衣食堪忧。但张母颇有远见，节衣缩食送“老八”进了私塾，后又转往新式小学读书。进了中心小学，人人都穿校服，老八家置办不起，只得穿上堂哥送给他的旧式长衫。瘦小孱弱的张老八，一年四季穿着一件很不合体的破旧长衫，经常遭到同学们的白眼，大家鄙夷地送他一个外号为“道袍先生”。

　　他好不容易读完小学，由于家境贫寒，上中学无望，只好回家务农。他跟村里其他孩子一样，起早贪黑下地种菜。为了生计他还得到处钓鱼捞虾，不时借鸟枪上山打猎。他这人生来奇巧，没多久，他种的蔬菜比别人的长得水灵，钓鱼打猎更是一把好手。只要他进山，便可背回好几只斑鸠、野鸡，有时甚至能扛回野兔、黄鼠狼和麂子等猎物。慢慢地，张老八擅长打猎的名声大了，不少人称他为“神枪手”。他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绘画书法，除了自己在家临帖练字，还缠上了一位称得上画家的远房叔叔学了几天绘画基本功。

　　1947年，乡政府有人知道张柏如能写会画，便把他招去做了文书。平日里，他写写公文、刻刻蜡板，有时还画些宣传画。闲暇时，总是忘不了舞刀弄棒，还经常摆弄鸟枪上山打猎，屡有斩获。旁人有时夸他“古怪灵精、文武双全”，他还真有点飘飘然起来。

　　正在这时，他的老家梽木山发生了一件“吊羊”案（湖南人把劫持人质唤作“吊羊”）。一个名叫张菊友的富户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劫持走了，一时不知去向。破案的任务交给了当时担任国民党乡长的张柏如的舅舅，而他舅舅一时云里雾里，理不清头绪。张柏如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下决心协助舅舅侦破此案。一次回家路上，村里一个小伙子张子征把他拉到僻静处，向他报告了最近几个晚上“吊羊”者们上门索要赎款的情况。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张柏如马上找到乡公所的警卫班长单独商量说：“此事先不告诉乡长，怕他不让我参加。我们两人再带上一个武艺高强的兵丁，带上乡公所最好的武器，我们三人一定能完成任务。”

　　说干就干。他们三人带上快慢机、驳壳枪和一支冲锋枪，连夜直奔梽木山。张菊友的佃户告诉他们，土匪让他家明日务必把赎款送到四十里外的封家渡。事不宜迟，他们饭也顾不上吃，直奔封家渡而去。赶到封家渡，天已放亮，四乡不少人都往封家渡赶来。一打听，才知封家渡今天是赶场（即赶墟）日。刚进街口，就发现有两个人鬼头鬼脑地坐在一家店铺柜台上，正在仔细查看每个进街的行人。张老八对警卫班长耳语：这两个家伙可能就是土匪！说罢，两人一左一右从两边包抄上去，大吼一声：“不许动！把手举起来！” 两个家伙一时没反应过来，束手就擒。一搜身，什么也没发现，再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说是来赶场的。

　　“那你们带来赶场的货呢？” 张老八厉声问道。

　　那两人一时语塞，于是，张老八他们把这两人带进商铺的后房继续进行拷问。那两个家伙最后招供：他们几个都是马仔，而他们的头领带着其他六个人还在别处藏着，今天未到墟场。

　　“张菊友现在关在哪里？” 张老八他们急着救出人质。

　　土匪支支吾吾：“在油菜籽湾（地名）的菜窖里。”

　　“确实吗？”

　　两个土匪异口同声地说：“确实！确实！”

　　眼看太阳西斜，老八三人押解着土匪赶紧赶往二十里外的油菜籽湾。到达目的地，太阳已经落山。在关押人质的菜窖前，老八端起冲锋枪朝天就是一梭子，接着对着洞内大喊：“我们是乡公所的，里面的人赶快出来！” 菜窖里寂然无声。

　　他马上跑到洞口猛喊张菊友的名字，还命令一名土匪下窖探寻。这土匪刚下去没有几分钟，就连连大喊：“快拉我上来！快拉我上来！人已经死了！” 老八他们命令几个土匪把张菊友的尸体抬上来，又连夜赶回了乡公所。

　　众人都没料到老八还有这般本事，他那乡长舅舅见老八如此勇敢机灵，从此更是另眼相看。

　　投奔革命

　　转眼到了1948年。那年秋天，同村人张大野从衡阳回到了梽木山。张大野从小就是张柏如的偶像。记得那是1938年，日寇的铁蹄已经蹂躏湖南。当时在大同小学当教师的张大野，与一批青年人组成抗日自卫队。他们天天在小学门前的平地练武，杀声震天，还在张氏宗祠门前的墙上书写了“流尽最后一滴血，保卫我们的家乡”的大标语，让人们振奋不已。他们还组织学生到四乡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和《香姐》等活报剧，让不少人落泪。自卫队的言行举止在小柏如的心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10年过去了，带有传奇色彩的张大野回来了，张柏如赶紧去见他。落座后寒暄几句，张大野便把话题转到了当前时局。他精当翔实地分析了当时发生在北方的解放战争和天下大势，明确指出：国民党政权已是江河日下，面临灭顶之灾了。真正爱国有为的青年，就应认清形势，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道路。听到他所崇拜的偶像的一席话，张柏如心中的烈火被点燃了。他当即表示，只要跟着大野老师，到哪里、干什么都在所不辞。张大野拍拍老八的肩膀，笑着说：“我们欢迎你这样的年轻人！”

　　年底的一天，屋外北风凛冽，而张大野的老家屋内正炉火熊熊。十几个年轻人围坐在地炉子旁边，张大野领着大家讨论武装起义的具体事宜。到这时，张柏如才知道：张大野是一名已有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了。张大野告诉大家：组织上已同意在湖南的祁（祁阳）、邵（邵阳）、衡（衡阳）边区组织人民武装，定番号为“华南人民解放军祁邵衡边区纵队”，目前的任务是尽快解决扩大队伍和枪支弹药的问题。

　　张柏如自告奋勇，答应想办法弄几条枪。他首先找到当年一起抓土匪的同村好友，动员他把当年藏在家里的枪贡献出来。想不到，这位好友痛快地答应了。他们把一支藏在猪栏墙壁里的快慢机刨出来，打开油纸一看，枪的外形还跟新的一样，黑黝黝的釉闪着幽光。他们赶忙拆开，擦净上油，还把十几排子弹也噌噌擦得发光。为了试验枪还能不能打响，老八便端起来朝远处的水田放了一枪。这一枪惊动了全村人，大家都跑出来睁着惊恐的眼睛到处乱瞅，他俩躲在屋里不敢漏脸。

　　老八在乡公所做事，知道他那个乡长舅舅房间有武器，便向张大野汇报并请示能否拿过来。张大野思考再三，说：“你必须先向你舅舅辞职再动手。”此时正是新年放假期间，老八写好辞职报告准备上交。一天，他趁舅舅不在乡公所，便到舅舅房间的床下面取出所有的武器弹药，计有：日本造钩子步枪一支、快慢机一支、子弹30余发和一枚崭新的手榴弹。他取下舅舅的蚊帐，把枪支藏在里面，谎称给舅舅洗蚊帐蒙过乡公所门卫，径直跑回家了。他把辞职信托一位朋友交给乡长，就此投奔了解放军的游击队。

　　游击队暂时集中在祁阳县的白茅冲。白茅冲附近是四明山，当地有一个国民党的警察所，平时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作恶多端，而且经常在打探游击队的消息，是老百姓的眼中钉，更是游击队生存发展的一大隐患。

　　清明节前两天的晚上，大伙在油灯下研究如何端掉四明山警察所的行动方案。同志们你一言我一言讨论得正热烈，突然一个人闯了进来，原来是来报告消息的游击队交通员。他气喘吁吁地告诉大家：四明山警察所已经觉察到了游击队的行踪，准备近日对游击队下手。

　　只见会议召集人王佐一拳重重击在饭桌上：“敌人已经要动手了。事不宜迟，我们提前行动，明天就下手！”接着，大家仔细研究了偷袭方案。因为临近清明节，已经打探到警察所长和几个警察回家扫墓去了，正好是动手的好时机。

　　第二天，天下毛毛细雨。游击队26名队员由王佐带领分成几批分头出发。有的装扮成猪贩子，有的装扮成货郎，还有的装扮成农民，大家在中午时分都赶到了四明山墟场上。

　　按商定的作战方案，王佐和另一个与警察熟识的队员先进了警察所。在警察所值班的副所长见老朋友来了，很是热情。这位长得肥头大耳的副所长毫无戒备，两位游击队员递上两瓶烧酒，递上几支香烟，再说上几句恭维话，便把他搞得云里雾里了。他命令一个手下上街买肉，自己挽起袖子准备亲自下厨房炒菜。只见胖所长把身上的驳壳枪往床上的枕头下一塞，吹着口哨进了厨房。趁此良机，王佐飞身从枕头下取出驳壳枪插在自己的后腰，另一名队员出去叫来了3名同伴。这3人都装成呆头呆脑的乡巴佬，慢吞吞地坐到警察所的街檐下，其他的队员都在墟场各处严阵以待。

　　张柏如虽然过去拿过枪，但这一次却是参加革命游击队后的第一次执行任务，心中不免有些紧张。

　　不一会儿，饭菜已经做好。胖所长从厨房出来请王佐两人吃饭，转身进房取枪。他往枕头下一摸：啊，大事不好，枪不见了！说时迟，那时快，王佐“唰”的一声拔出手枪一个箭步跨上去顶住胖所长的后脊梁，大喝一声：“不许动！举起手来！” 胖所长来不及反应就乖乖地把手举起来。王佐的这一喊就是命令。转眼间，在墟场各处埋伏的游击队员一跃而起，飞速涌进警察所。原来在屋沿下蹲着的3名队员飞快地冲进后厅，把两挺轻机枪端出来，对准在外面吃饭的警察，高喊：“举起手来！谁乱动就打死谁！” 吃饭的警察只好全部举起手来。张柏如和几名队员按分工，冲到卫门口，三下五除二，把两个哨兵放倒。其余的队员冲进房间，把所有的武器装备全部搜齐。

　　这场战斗只经历了短短的十几分钟，战果辉煌。共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24四支、手枪9支，还有各种子弹200余发。回到宿营地，大家高高兴兴地加了两个菜以示庆贺。这次战斗，让张柏如经受了锻炼，使他感到有组织的行动才是最有效的行动。

　　一个月后，动员张柏如走上革命道路的张大野来了，他已被任命为华南二支队的副司令。他召集来自祁阳、邵阳、衡阳的几支游击队的全体队员开了一次大会。在会上，他宣布：原来“华南人民解放军祁邵衡边区纵队”的番号取消，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南二支队”。还宣布了一批任命，张柏如被任命为二支队第三大队的手枪队长。这一任命让张柏如既高兴又倍感责任重大。

　　1949年插秧时节，从邵阳城里传来了一份重要情报：国民党名将、兵团司令廖耀湘（系湖南邵阳籍人士）手下的一个军需主任前天回到了邵阳。他从部队带回了13支加拿大手枪和一挺冲锋枪，藏在自家的保险柜中。据情报称，他家只有三口人，唯一的女儿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只要能闯进他的家，把人控制起来，就有把握把这批武器搞到手。

　　情报绝对准确，大家的情绪也很高涨。二支队的领导坐下来仔细研究作战方案。自从湘中二支队举起旗帜以后，湖南及邵阳的国民党部队如临大敌。邵阳的驻军纠结了地方反动势力成立了反共指挥部。他们到处设岗，四处巡逻，戒备森严。要想从敌人堡垒里夺枪，犹如虎口拔牙。经过几个小时的商量，最后决定：此次行动只能智取，不可莽撞，而且必须马上行动。当即，叫醒了全体队员，宣布：这次任务由手枪队长张柏如带领3名精干队员完成，由一名情报员引路刺探情报并负责联络。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执行任务的同志翻身起床。张柏如和另一个叫张金良的队友把原来的西式头改剃了光头，换上土布青衣，肩挑装粪用的竹皮箩，把手枪插在后腰。其他几人也都打扮成农民模样。出发时正值春雨连绵，道路泥泞难行。大家摸黑高一脚低一脚地上路了。情报员张多庆走在前面，张柏如和张金良走在中间，另两名队友在离他们二三十米处断后。

　　早饭时分，他们赶到了邵阳城郊。张柏如在路旁的粪水坑里舀了几瓢粪水装进自己的竹皮箩，他让张金良找老乡买了几十斤红薯也放在竹皮箩里，几个队友都把自己弄得浑身脏兮兮的。过进城的哨卡时，敌人的哨兵一见到这帮臭哄哄、脏兮兮的农民，避之不及，扫了他们一眼后，手一挥，通通放行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