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语言　不同的演绎
——世界扶贫大会及中国扶贫掠影

■ 玖　阳

　　贫困，这个“古老的诅咒”一直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目前，全世界仍有１２亿贫困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２０％。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由于贫困，在低收入国家，五岁以下的儿童有５０％营养不良；由于营养不良，低收入国家的儿童有２０％活不到５岁。
　　在此背景下，前不久在上海举办的全球扶贫大会成为吸引世界关注的焦点就成为必然。来自１２０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的１２００多名代表出席了全球扶贫大会，扶贫已经成为世界的“共同语言”。
　　世界的“共同语言”
　　其实，早在２０００年纽约千年峰会上，国际社会就千年发展目标达成了共识，其中包括到２０１５年将全球极度贫困人口比例减少一半。在上海，所有的代表都希望找到能够帮助实现这些目标的办法：那些来自发展中国家并服务于发展中国家的办法，那些可以推而广之的办法。
　　而为扶贫大会前后准备的１００多个案例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包括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总的来说，这些案例显示，扩大规模需要不断的汲取各国经验，探寻一条适合发展的道路。
　　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更是反复强调，上海会议提供的是一个交流和互相学习的平台，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都应从其他国家的成功减贫经验中吸取适合本国国情的“元素”，寻找方法，而非教条。他说，中国杰出的扶贫成就得益于永远带着中国特色的改革。确如沃尔芬森所言，各国成功的扶贫正是源于这种思路才取得成功的。
　　“零饥饿”计划就是一个例子。巴西总统卢拉，这位“对贫穷和饥饿有着切身感受”的总统在上任不久就推出了“零饥饿”计划，致力于确保贫困人口的食物供给。通过土地改革和社区推动发展计划，巴西让贫困人口拥有土地，可以劳动谋生；通过实施贫困家庭津贴计划，实现收入转移，保障贫困人群的生活。到目前为止，巴西月收入不足３５美元的贫困家庭已减少４００万户，今年年底将减少６５０万户。
　　无庸置疑，解决全球贫困和饥饿问题，是实现世界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的真正道路。没发展就没有和平，没有社会公正也没有和平与发展。反贫困在全球不仅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更是一个世界政治问题，这应该在各国领导人中形成共识，否则就会如卢拉所言：“讨论贫困问题就会流于夸夸其谈”。
　　同样是扶贫，作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孟加拉国自上世纪７０年代开创的乡村银行式的小额信贷扶贫模式，因实现了扶贫贷款的高到户率和高回收率，被誉为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扶贫模式，并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广泛的推广。这项新的扶贫模式甚至使远在中国的贫困人口受益无穷。 
　　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翠花乡的贫困妇女李新芝，就对这种扶贫方式深有体会。１９９６年，她参加乡里开展的小额信贷项目，贷款１０００元购买了一头水牛，而自己省吃俭用，积攒鸡蛋卖钱，一年后顺利还清了贷款。村民都说，小额信贷让李新芝用“老母鸡换来了大水牛”。
　　除了开创乡村银行，孟加拉国还成立了独立的初等教育部，不断增加教育投入，鼓励为妇女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孟加拉国总理卡莉达·齐亚说，他们在减贫计划的实行过程中，十分重视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并与其建立了富有成效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努力来消除贫困这个“古老的诅咒”。 
　　“扶贫也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必须考虑各国不同的国情及其文化价值和经济结构方面的差异。”谈到扶贫的有效模式，坦桑尼亚总统姆卡帕本杰明·威廉说，扶贫的要素是资源、合作和参与，推广扶贫工作需要各国采取开放的态度。 
　　虽然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经验，但其中也体现了一些共同特点：良好的项目治理和经济管理，注重客户而不是捐助方的需求，通过交流和提高透明度遏制腐败，学习和尝试的态度以及重视效果监测等，要将这些经验加以交流推广，并争取政治支持以获得更大的成功。
　　这也是对援助提供者和合作伙伴的启示：即“自主意识”在发展项目中的重要性——解决办法不能靠外界强加，以及援助品质和数量的重要性。 
　　中国扶贫：全球的经典案例
　　“过去２０年来，中国使４亿人脱离贫困，这是一个极大的成就。”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这位７０岁的老人，从上世纪７０年代到现在，曾经无数次来过中国的他总能在此感受到悄然发生的变化。
　　的确，在过去的２５年反贫困的历程中，凭借快速的经济发展和政府实施的大量专项扶贫计划，中国成功地创造了将极端贫困人口从２．５亿降至２９００万的“奇迹”——这已成为全球减缓贫困事业中的经典案例，并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瞩目。全球扶贫大会讨论的５０多个全球扶贫案例中，中国贡献了８个，在所有国家中是最多的。 
　　“虽然我们还无法保证让每个国家都取得像中国这样的扶贫成就，但我们至少可以学习这些优秀的扶贫经验并在全球将其推而广之。”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这样表达他对中国扶贫成就的赞许。
　　政府对扶贫事业的重视和强有力的政治承诺被认为是中国减贫的重要经验。中国政府分别于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１年召开高规格的全国性会议，专题研究和部署扶贫工作；又先后于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４年和２０００年三次就减缓贫困向国际社会做出郑重承诺。
　　由政府主导的专项扶贫开发计划是中国政府贯彻减贫战略的主要形式。从１９９４年到２０００年，中国政府实施的国家扶贫战略“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在７年时间内使５０００多万人摆脱极端贫困，基本解决了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合作的中国西南扶贫项目，７年内帮助２８３万世代生活在大石山区的极端贫困人口告别了贫穷。 
　　“在中国减贫事业中，政府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世界银行中国首席代表黄育川这样认为，“一方面它是各项富有成效的扶贫计划的主要设计者，另一方面它又保证了在经济腾飞过程中社会财富和资源向贫困人群的适度倾斜。”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马克·布朗的分析则更为深刻，贫困源于经济上的落后，但是中国的扶贫成就“告诉我们战胜贫困并不是光靠金钱就能做到的”——它还需要有政治意愿、政策连贯性、创新的合作关系、以及学习、应用并发展的扶贫思路。
带着希望上路
　　尽管过去２０多年中中国扶贫工作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但新阶段的扶贫开发仍然面临新的挑战，增加贫困农民收入成为当务之急。数字显示，目前中国农村还有２９００万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仅在位于西南边陲的云南省，至今仍有３０多万户，大约１５０多万农村人口还生活在贫困之中。
　　本世纪前２０年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刻，能否实现尽快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成为这２０年最重要工作内容之一。尽管以后的扶贫道路将更加艰难，但中国政府对于实现扶贫的信心坚如磐石。在全球扶贫大会开幕式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中国将“用１０年时间尽快解决少数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并“重申中国对全球扶贫事业的坚定承诺”。
　　同中央新一届领导的办事风格一样，中国的扶贫工作在世界扶贫大会刚刚闭幕后，就已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在日前召开的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回良玉不但再次强调了扶贫工作的迫切性，而且对下一步的扶贫工作做出具体部署。
　　根据中国扶贫的目标，扶贫工作将在四个方面大力展开：一是大力实施整村推进计划。二是积极开展劳动力的培训和转移。政府将根据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在提高贫困人口就业能力和职业技能上下功夫，拓展贫困农民就业渠道，增加就业机会。三是支持扶贫龙头企业的发展。鼓励龙头企业立足当地区域经济优势，按照产业化发展方向，以市场为导向、以利益为纽带，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贫困农户增收致富的作用。四是进一步提高社会扶贫的水平。积极开展东西扶贫协作，中央国家机关定点帮扶和社会各界参与扶贫。
　　对于扶贫中急需的资金支持，财政部部长金人庆早在扶贫大会召开时就表示，中国要把财政“蛋糕”中的更多部分放在扶贫事业。到现在，西部地区地方财政支出中有百分之六十是中央财政转移，中部地区中的百分之四十也是如此，所以说，中西部地区有两个“蛋糕”，自己的一个，加上中央政府转移给它的那一个。
　　“中央财政有力量加强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专项扶贫建设。去年中国安排１２２亿进行专项解决５００多个县减贫，还花费２００多个亿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帮助解决贫困地区的生态问题。”金人庆介绍说，今后中央财政还会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支持。
　　与政府扶贫力度的加大交相辉映的是各种民间扶贫力量的日渐强大，其中中国民营企业的扶贫也令人关注。“上海慈善基金会的９亿元基金中有近４０％是民营企业捐赠的。”每次谈到民营企业的贡献，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马仲器都感慨颇多。
　　种种迹象也表明，越来越多的中国民营企业正在为扶贫贡献自己的力量。正泰集团的老板南存辉在２００４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中列第１１位。２００４年１月，他与另一位温州的民营企业家发动成立了中国首家民企扶贫济困总会——浙江乐清民营企业扶贫济困总会，首期募集１．５亿元，认捐的民营企业家至今仍络绎不绝。
　　中国福利会秘书长、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艾柏英道出了引发这种现象的根源：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在致富后有反馈社会的欲望，愿意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在企业文化中融入公益意识。他们的公益行为不仅仅表现在为穷人直接“输血”——钱物救济上，更探索“造血”——帮助贫困人群脱贫的新做法与新机制。 
　　可以预见，随着政府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扶贫经验的总结以及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在新的一轮扶贫战役中，中国扶贫一定会再次赢得新的胜利。

　　（作者单位：　　　　　　　　　　）

（自《中国合作经济》２００４年第６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