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量而分散的农户是化肥的主要微观消费者。受传统的“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的施肥心理影响，再加上农户在生产过程中不遵循经济规律和较为淡薄的科学施肥意识，导致在农业生产上、尤其是在粮食作物的生产上，往往出现过量施肥的倾向。如果农户连续施用较多的化肥，不仅会造成作物的报酬递减，而且还会导致生产成本上升。从资源、环境以及农户增收的角度出发，认清农户过量施肥的现实，化肥企业进一步提高产品和服务水平、政府采取各种合理的经济政策措施对农户化肥施用行为进行引导是必要的。从理论上说，农户的个体特征会影响到其生产行为，这些个体特征包括农户家庭结构、收入、文化教育程度等。同时，一些政策性因素如农业政策、化肥产业政策等也会影响到农户的化肥需求行为。本文作者根据近年来在相关方面的研究积累，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农户对化肥需求量的可能影响。
一、农户生产经营的目的、方式与风险意识引起化肥施用量的差异。
受收入水平和市场观念的影响，中国农户粮食生产的目的差异较大。根据中化化肥农大研发中心于2006年3至5月对河北省、山东省200个农户施肥情况的调查显示，62.5%的农户进行粮食种植的目的是为了 “满足自家消费”，而为了“在市场上出售，获取收入”的仅占到总样本的37.5%，说明在中国农村地区，农户生产粮食主要是为了解决自家的口粮问题，以及满足自家养殖业的需要。进一步统计分析，那些以满足家庭消费为目的的粮食种植户，其每亩粮食作物上化肥施用量为46.19公斤，而以获取收入为目的的农户，其每亩粮食作物上化肥施用量为42.11公斤。这一统计结果表明，粮食种植目的不同，农户在粮食作物化肥施用量上具有一定的差异。以满足家庭消费为种植目的的农户，其粮食作物化肥施用量要高于以获取收入为目的农户的化肥施用量。一般来说，那些以获取收入为目的的农户，在生产决策中追求利润，会根据往年的生产资料使用情况作出成本分析，能够对生产资源做出最佳运用决策；而自家消费为目的的农户大多数为低收入户，从理论上看，为维持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只能依靠增加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而获得稳定产量。
同时，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农村过剩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兼业农户正在逐步增加，农户兼业化程度也逐步提高。随着中国农户兼业化的深化，农业生产活动必然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取决于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大小对比，但是对于化肥这种农业生产资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收入效应要高于替代效应，意味着随着农户兼业化行为的发展，那些具有高度“非农化”的农户，在粮食生产中往往存在粗放生产的行为，即过量购买和施用化肥。
此外，农户面临的多重风险，使其在生产过程中容易产生保守行为。由于中国农户家庭既是生产单位，又是消费单位，因此同时也承担着生产经营风险和生活风险等多重风险，即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疾病风险和政策风险。在中国农村，正规风险规避机制基本处于缺失状态，农户主要依靠社会网络内风险统筹和跨时期收入转移等非正规风险规避机制来规避风险，农户在生产经营中无论对于采用新技术还是对于减少化肥施用量，都容易产生保守行为。据调查，对200个农户在农业技术选择中的风险态度测评结果，只有30.5%的农户会选择那些“收益很大，但风险也很大的技术”，而69.5%的农户会选择“收益小，但风险也很小的技术”，表明在对待农业技术风险的态度方面，农户基本上属于“风险规避”类型。同时，那些具有风险规避者态度的农户，其每亩粮食作物上化肥施用量为46.77公斤，而那些“风险偏好”者每亩粮食作物上化肥施用量为40.57公斤，这一比较结果说明，作为“风险规避型”的农户，在生产经营中存在着宁可增加施肥量来保证产量的“厌恶风险”行为。
二、农资市场服务功能欠缺和农业科技推广力度不高，难以对农户施肥服务提供有效指导。
农户文化教育程度体现了农户的文化素质和科技素质，不同高低的文化教育程度影响着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各类决策。中国农村劳动力普遍较低的文化教育程度，影响到对农业生产活动中生产要素的科学认识和运筹，依据经验决策和遵从邻里之间的示范效应在中国成为农户粮食生产的主要决策模式。缺乏肥料科学知识，凭借“化肥越多产量越高”的固有经验，是农户增加化肥施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种缺乏科学知识的现状，也会影响到农户接受化肥施用新观念和采用新种植技术的程度。这就需要加强农资市场或者政府科技推广组织为农户提供的施肥技术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