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不能把加速城市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如今，城市化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解决“三农”问题，人们更对城市化寄予巨大期望。许多人，包括一些地方领导和专家学者，都非常热衷鼓动加快城市化进程。甚至有的人把加速推进城市化当成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我们这个有十三亿人口、九亿农民的大国，真的能把加速城市化当作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吗？怎样的城市化，才是符合中国实际？
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带有战略意义的问题。
城市化：世界发展的潮流
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类生产的产品除了自用之外，开始有了剩余，就出现了交换和生产的再分工。各类手工业和商业逐渐发展、聚集，便出现了最早的城镇雏形，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继续发展壮大，便成了城市。
由于城镇聚集了比较先进的生产力和各种生产要素，所以它的生产效率明显高于农村；又由于人口的聚集，各种服务业逐步发展完善。城镇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均优于乡村，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使农村人口和生产力进一步向城镇聚集。所以在社会发展历史上，城镇总是不断发展，数量增多，规模扩大，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带动作用越来越大，其中心地位越来越突出。在进入工业化阶段之后，这种趋势进一步加强。城市发展壮大的过程，人口和生产要素逐步向城镇聚集的过程，就是通常说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在我国也有人称之为城镇化，两者含义基本是相同的。
城市化最显而易见的一个标志是人口聚集的多少。城镇人口在整个城乡人口总数中占的比例越多，城市化的水平就越高。一般都以城镇居民在总人口中所占比率，来表示某一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率。
城市化进程也是一个生产力不断发展、聚集积累的长期过程。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积累，早已实现了高水平的工业化，从事工业和各类服务业的人口大大超过了从事农业的人口。把大量人口留在农村，不仅不利于农民寻找新的就业岗位，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还处在不发达的阶段的表现。城市壮大、城市化不断推进，是世界发展的潮流。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全国城市居民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0.6%，即城市化率为10.6%。到1982年，城镇人口所占比例上长升到21.13%，即在这三十年间，我国城市化率提高了10.5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约0.3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加快。2000年11月，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在大陆居住的乡村人口为8.07亿，占总人口的63.9%，而在城市的人口则占36.09%。所以，有的学者以此为据，说中国2000年的城市化率已达36.09%，并以此为准（平均每年增加0.83个百分点）推算2005年城市化率超过40%。
但据户籍统计，2000年全国乡村人口为9.28亿，占总人口73.3%，城市人口为26.7%，即城市化率仅为26.7%。
同一时间的两个数据竟有这么大的差距，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因为从1992年开始，全国各地陆续取消了粮票等票证，一直被捆死在农村的农民开始进城务工经商。于是大批农民离开家乡，奔向城市，形成引起全国一片惊呼的“民工潮”。当年，外出民工大约有4000万人。之后“民工潮”持续升高，进入新世纪之后，全国约有1.2亿农民工进城。这1.2亿人，人在城镇工作，而绝大多数人的户籍仍在原地乡村。所以从居住地口径统计和从户籍统计，结果便大不相同。
对于2000年，我国城市化率已达到36%，很多学者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不能把进城的所有农民工都看成市民。进城的农民工目前多数人还处于在城乡间流动的状态。所以，真实的城市化率要比这个数字低得多。有的学者提出，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率最多平均每年增加0.5个百分点。据此，有人推算，未来三十年，到2030年，我国人口绝对数达到顶峰，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时，全国总人口大约15-16亿。那时，城市化率将达到50%，也就是说那时全国城乡人口各半。农村仍然有8亿人口。这就是对我国城市化前景的预测。
对于这样的预计，有人认为这样的发展速度太保守了，步伐太慢了。有人提出，我国的城市化率要尽快达到70%。也就是说，中国的城市人口要达到近十亿！在目前我国城镇实际人口总数基础上再增加一倍！我们的城市现有发展水平，承受得了吗？显然问题不小。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虽然还不高，距世界平均水平还差十个百分点。但城市人口绝对数已经十分庞大了。现在，我国已经有5亿城镇人口！已经超过欧盟国家城乡总人口，超过西太平洋地区发达国家城市人口的总和。这样庞大的城市人群，已使许多大中城市不堪重负，特别是东北等一些老工业城市，缺乏优势产业，经济困难，至今还有大批人口住在“棚户区”里，劳动力无业可就。我们怎能不顾现实条件，盲目追求快速城市化及很高的城市化率呢？
城市化不可“大跃进”
城市化是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城市化的进程受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严格制约，也不可能脱离中国国情的实际，不是随意想怎么搞就怎么搞，想快就可以快的。城市化的推进起码要有以下两方面的条件：
（一）农业生产力有一定发展，有剩余劳动力可向城市二三产业输出；有充足的商品主要是食品及生活日用品等可供日益增多的城市居民消费。
用这一条来衡量，我国虽有差距，但也有明显的潜力。我国农村可供转移的劳动力十分充足，虽然文化等方面素质参差不齐，但通过发展国民教育及实行有效培训，是可以提高的；农产品生产水平目前虽然还不够高，但也有较大的增产空间，养活更多城镇人口的前景也是乐观的。
（二）城市化的第二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城市的产业迅速发展，工业、服务业可以提供出更多接纳农民工的工作岗位；同时，城市有较强的经济实力，能为农民进城后提供一定水平的生活条件（如工资、住房、子女教育及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使进城来的农民能够安居乐业，逐步转化为市民。
不用讳言，这方面我们的差距很大，问题很多。
上文说过，城市化是个逐渐发展、积累的过程。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历时很长，欧洲各国大约用了四百年，美国快一些，也用了二百年，日本最少，也有一百多年。我国现代化工业化起步晚，现代意义的城市不仅数量少，而且规模小，功能不全，产业不发达，而且地域发展很不平衡，很多地域还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中心城市。不少城市产业不发达，就业形势严峻，全国城镇每年有1200万人要找工作。而我国人口众多，目前已有十三亿多，而且每年还要增加1000多万人。欲进城的农民数量巨大。在这样的国情下，发展城市化，只能循序渐进，稳扎稳打，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水平不断提高，在城市接纳能力不断增强基础上，逐步推进。如只求速度，盲目推进，在城市没有条件接纳的情况下，把众多的农民推进城市，比让他们待在农村所造成的问题要严重得多！农民居住在乡间，靠承包有限的土地，虽然致富很难，但基本温饱尚有保证。粮食自种自食，还可以利用闲散地种菜、养鸡，补充生活，住房也比较容易解决。总之，农民在乡下居住过日子要比城市容易得多。若农民进城后无业可就，生活无着，将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目前，全国约有1.2亿农民已进入城市，他们在做些什么呢？将来是否都可以成为市民呢？情况并不乐观。现在进城务工的农民，除其中一部分从事加工工业外，多数人，尤其是文化偏低的人，主要从事重体力劳动，如建筑、采矿、搬运等；还有一些人从事城里人不愿意干的清洁环卫等方面的工作；还有一部分妇女劳力从事餐饮服务或家庭服务。这些工作多属简单劳动，没有特殊的专业技能，主要是体力活。年纪稍大，体力不济，就难以继续干下去。还有，这些“农民工”的收入普遍偏低而不稳，更没有完善的医疗社会保险，他们没有条件拥有自己的住房，难以在城市结婚生子，安居乐业。所以，他们虽然进了城，但其中的大多数人在城里干若干年后，最终还是要回乡村去。
“农民工”中有一些具有一定文化水平，或有一技之长，勤劳精明能干而又爱学习钻研，已经成为工作中的骨干，这些人已经成为市民，或有希望成为市民。还有一些人，通过打工学会经营工商企业并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回乡后在小城镇上创业，可以在本土转变为城镇居民。但通过这两渠道成为城镇居民的人只能是一部分人，大多数农民工没有他们幸运。别的不说，只十三亿人口这一条就决定了中国的城市化不可能太快。搞“大跃进”是要造成灾难的。
那么国外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不是很快吗？是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很快，大量农民在短时间内涌进城市。但他们走进的不是文明幸福的乐园，而是万劫不复的贫民窟！农民进城后，表面上变成了市民，而实际上沦落为贫民、没有根基的流民！
我们不要贫民窟！
纵观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凡是城市化进程失控，使大批农民快速流向城市的，无一不带来巨大灾难。绝大多数涌进城市的农民的归宿就是那一个个可怕的贫民窟。
《人民日报》记者访问设在非洲肯尼亚内罗毕市的联合国人居署时发现，非洲的城市化率已大大超过亚洲，已经达到70%！（有关报道见2005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情况？联合国人居署发言人说，一是许多非洲国家农业政策的失误，导致大批生计无着的农民涌入城市；二是频繁的战乱，导致难民急剧增加，其中大批难民跨国流动，流向主要是各大城市。畸形的城市化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几乎所有的非洲大城市无一例外地都出现了庞大的贫民窟。有的城市里，住在贫民窟的居民竟占到全部人口的70%！
就在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有一个东非最大的贫民窟基贝拉，这块2.4平方公里的地区里聚居着80万贫民，人均占有面积（不是居住面积）只有三平方米多。从周围的高地上俯瞰，铁皮屋顶连成一片，密密麻麻，几乎看不到缝隙。这里居住拥挤，空气污浊，污水遍地，“充满着贫穷、疾病、肮脏、拥挤和犯罪”。这里多数地方没有厕所，人们在塑料袋里大小便，便后随手往外扔，被称为“飞行厕所”。这里大部分人没有固定收入，长期处于失业状态，不少人一日一餐都难保证。有的人一根烤玉米棒子就是一天的口粮。而在肯尼亚全国这种贫民窟大大小小有100多处。
据联合国人居署统计，目前，全世界有九亿多人口生活在贫民窟里。而每一天，还有100万人涌向这些贫民窟。除非洲外，在拉丁美洲、亚洲的多个大城市里，都有这样大大小小的贫民窟。
许多社会、人口问题专家谈到这些情况时指出，多年来，人们在城市化问题上存在着某种认识上的偏颇，总认为城市化越快越好，不少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城市化急躁症”。非洲严酷的现实使人们看到问题的另一面，从而使自己的头脑清醒一些。
中国人民大学农村与农业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说，绝不能简单地把加快城市化作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我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考察过，没有发现哪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是成功的。无论是墨西哥、巴西，还是印度、孟加拉，那里的所谓城市化基本上是靠大型贫民窟实现的。贫民窟里人们的生活简直惨不忍睹。中国当然不需要这样的城市化，就像上海不需要恢复旧社会的闸北棚户区，北京人也不希望恢复龙须沟一样（见《中国合作经济》2006年第7期）。
这绝非危言耸听。据有些学者的调查，在北京城乡结合部某些“农民工”聚居地区，各种基础设施极为简陋，人口密集，居住拥挤，环境脏乱，污水横流，垃圾遍地，形成了与城市隔绝的封闭区域。有的学者认为，这些地方已经具有贫民窟的某些特点！
这是一声警号！
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对我们的国家民族及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从我国实际出发来安排城市化的进程，坚决不能让贫民窟在我们中国的城市出现！不切实际的畸形城市化，不仅富不了农村，还要毁掉城市！给整个国家民族带来的不是福祉，而是灾难！这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宗旨背道而驰！
我们的对策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在不断推进，有关争论也日趋激烈。现实已经提出很多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要我们作出回答。这就要求我们有一个正确、妥善的对策。
首先，要正确地处理好大量农民工进城的问题。
这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十分重大的课题。农民工进城不仅有利农业劳动转移，为农民开辟增收致富的渠道，也促进城市经济发展，但给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带来许多新的问题。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专家学者、社会各界及党政部门关切、研究的一个热点。经过十几年的实践，不断深入的调研，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在逐步深化，政府也在实践中逐步形成明确的对策。
2005年6月6日，温家宝总理在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今后相当长时期，我国的城镇化过程将会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大量农村劳动力在城乡间双向流动就业，这将是一种长期现象。城里有工作时，就到城里打工；城里没工作了，就回乡务农。决定这个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相对于数量庞大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目前城里的就业岗位还是太少，因此进城后能够稳定就业的还是少数人。同时，在向进城务工农民提供住房和各种社会保障方面，目前城市的能力也明显不足。因此，对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村人口转移问题，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确实具备条件转为城市居民的农民，不应歧视和阻拦，但面对庞大的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目前我们还不具备鼓励他们大批进城定居的能力。”
温总理的这段讲话坦诚求实，是从我国实际国情出发的。说明我国政府已为解决这一重大问题找到了正确的对策。贯彻好这一方针，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要就此达成共识。其中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围绕这一问题的某些不负责任的言论，不切实际的认识，应当予以澄清；对某些错误的做法，应当坚决制止、纠正。
如，近年来有些人不遗余力地鼓吹放手推进“农转非”，尽快取消城乡户籍区别，以加速城市化。他们鼓吹现在全面放开户籍的时机已经成熟，还耸人听闻地说，只要取消户籍限制，实现农民自由流动，“三农”问题将得到有效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将大大缩小。这些脱离实际的说法，不仅搞乱人的思想，而且没有可操作性。如真的实行起来，必将造成严重的后果。
现在，在许多地方，“农转非”并不是农民的强烈要求。近年来，不少地方的城市扩容，主要是通过行政区域调整，靠行政手段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农民是被动的，甚至是被迫的。通过多年的改革，原来附在城镇居民户籍本上的诸多福利都被取消了。城市户口对农民，尤其是对城市近郊农民吸引力大大下降。他们更关心的是进城后有业可就，找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将来医疗、住房、社会保险等有保障。不然，他们宁可保有承包土地继续当农民。
在这些地方，热衷搞“农转非”，鼓动农民进城的往往是某些地方领导。有些地方甚至不惜以强迫命令的手段逼农民“洗脚上岸”，去当市民。他们是为农民谋利益吗？非也！他们所看中的是农民手里的那些土地！实行“农转非”之后，就可以把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原来他们承包的集体农田，便会低价变成城市用地，供政府“开发”。凡这样的“农转非”，都将逼出一批“失地农民”。当地农民的数量减少了，城市化率提高了，但造成的后果却是严重的。至于有些人狂喊“消灭农村”、“消灭农民”的口号，不是弱智，便是疯狂。
还有，有些人以为“农民工”维权当大旗，提出许多激进的口号，其中有一条是高喊要尽快取消“农民工”身份。这种看似为“农民工”争平等权的主张，却是脱离实际，并不符合“农民工”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许多人的质疑。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就在镇江召开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呼吁：正确认识、评价“农民工”的作用。他说，中国国情决定，“农民工”身份应长期保留（相关报道见2006年7月11日《扬子晚报》）。
李君如认为，现在我们的城市不可能、也没有条件给予“农民工”市民待遇，并且就其自身的素质、技能来看，进入城市后他们也很难适应：住房在哪里？工作又在哪里？一旦真正将其转化为市民，只能是社会边缘人。急于求成反而会害了农民。
李君如说，保留“农民工”身份，在城市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有稳定的收入，参照他们的同乡，他们会感到满足；而转化为市民，参照市民的收入和城市福利，他们肯定要形成巨大的落差。
保留农民工身份还有一大好处：乡下有承包的土地，这是他们最大的社会保险。而让其成为市民，他们就要失去土地，国家就必须保证其有工作、有收入，有条件在城市生活。面对这么大的农民工人群，这在目前的国力之下显然是不现实的。
政府对“城市化”的又一项对策是积极发展小城镇。
在稳步推进城市化建设的时候，各地还应从实际出发，加强小城镇的发展，为那些有一技之长，有一定资金积累的农民或从城市回流的“农民工”，提供一个在家乡创业的平台。发展小城镇，既可满足农村劳动力寻找新的出路的要求，也可为大中城市的“民工潮”分流。小城镇发展了，同样是推进城市化进程，而且可以减少人口在大城市过度聚集带来的城市病，小城镇还可以起到地区经济中心的作用，更直接地带动周边农村发展。
更重要的一项对策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策。
贯彻这一决策，农村及社会各界已行动起来。实行这一决策，将彻底改变前些年不少地方只重城市化，而忽略农村甚至继续牺牲农村发展的状况，有效地扭转那种只有把农民迁出乡村，实现城市化，才能解决“三农”问题的片面的思维定式。
解决“三农”问题，当然不能不看到“农村之外”的问题。不改变宏观条件，解决不了农村的问题；但只重视“农村之外”，而忽视农村建设本身去解决“三农”问题，那也是缘木求鱼。
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近来发表谈话（有关报道见2005年12月14日《黑龙江日报》），指出，现在学术界和实践中形成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减少农民，农民才能增收、农村才能富裕。这个观点应该说是有科学和合理成分的。但城市化不是简单的发展城市消灭农村，工业化也不是简单的发展工业，排斥农业。将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相对立，简单的将农民迁出农村，如此实现城市化和工业化，既不科学，也不具有社会关怀，不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我国农村、农民和农业已为我国经济发展、工业化的资本积累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如果再通过简单的排斥农村的途径解决“三农”问题，于情不合，于理不通。这种将城乡、工农相对立的做法，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中很难行得通。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解决的办法是提升农民，为农村劳动力找到新的出路。具体途径一靠推进城市化，二靠建设新农村。在中国，单靠城市化来转移数量如此庞大的农民是很不现实的。因此，我们目前还必须两条腿走路，在大力发展城市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同时，必须依靠农村和农业自身的发展来解决“三农”问题。
这是我对中央和国务院建设新农村决策的理解。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和实践，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开拓出广阔的道路。
稳步推进城市化，大力建设新农村，两个轮子一起转，中国的“三农”列车，就可以平稳地加快速度前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