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过去30年中国茶叶产销描绘为从大宗茶转变成名优茶，从人民公社时代转变成互联网时代，这样的描绘富有戏剧性，却无助于了解事实真相。即使在日新月异的年代，“名”和“新”也不是中国茶叶的全部。
周六的时候，我再一次来到了北京马连道茶叶一条街。冬天的上午，正是大街上人少的时候，一路上没有堵车就到了茶城，加上暖气开得很足，心情自然也不错。古色古香的茶店，在暖气的烘焙下，茶香溢满了周围的空气，服务员们也都敬业地站在了店门口。但是每次进茶城，我都不敢让眼光在店铺内的东西上多停留一会，尽管里面有很多古朴典雅的小玩意或者精美的茶叶，有时也很吸引我。原因之一是怕自己看了这个又想要那个，买了一大堆，回到家又觉得个个都没多大用处，造成浪费；另一方面是害怕被服务员发现我对他们的东西有兴趣，就热心地劝我进去细看，让我觉得不买一点，心里都会有些愧疚之感，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对他们滔滔不绝地向我宣传茶知识和茶文化，还是很不感冒的。
我无意去诟病现代商业通行的导购行为，但是焦虑却是茶叶营销上的一大特点。与这些相伴的又是无比的亢奋，那些纷纷标榜“传统茗茶”的包装盒，以华美的设计和材质表现了这种兴奋感；尽管现代交通非常发达，现代食品的卫生要求也越来越高，驮着茶叶的马帮还是情愿穿过历史的长河，不知疲倦地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将各种造型、造法的茶叶展示给消费者；茶艺师们，不停地用长嘴壶、短嘴壶，紫砂壶、玻璃壶创造出各式不同的冲泡技艺，并将它们上升到茶道的高度，尽管冲泡方式已经很多了，也不管茶客能不能接受，各种新的冲泡理论和方法还是不断涌现，茶叶冲泡已经成了茶艺师展示创新意识的实验场；东西南北，你追我赶的茶文化节不断地将“茶为国饮”推向高潮，也将每一个历史名茶的拍卖价格一瞬间抬高到令人咋舌的高度。最近又有新消息称，2006年我国茶叶产量突破100万吨大关，成为了首个产量过百万的茶叶大国，而即将到来的2008年奥运会无疑又是一次大商机，在这样一剂剂强心剂的作用下，所有的紧张、混乱，都被暂时遗忘了。
周末的上午去茶城，是因为一个朋友在那里开了一个茶文化培训班，朋友临时有事，我去帮着代讲一天的课。9:30开始上课，学生都比较准时，早早地都来到了教室。在北京这样一个城市里，用两个小时来赶路实在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些学生中，有的人正是7:30就从家里出发了，而她们若是在茶馆工作，晚上还得工作到凌晨2:00 。其中有一个学生甚至为了接受培训还专程从东北来到北京，不单要交付几千块钱的培训费用，还要花费几千块的食宿交通费用。 学生们听得很认真，我也不敢怠慢，尽量在有限的时间里把我知道的，同时对她们的工作又有帮助的东西多讲一些。这些学生中只有少数从事的是跟茶叶没有关系的工作，大多数还是跟茶叶相关，多数不是自己开茶庄，就是替老板在茶庄、茶馆工作。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中国茶文化的历史充满了兴趣。
如果说这些学生希望多掌握一些茶知识，多拿个证书，是让自己更具有竞争力，虽然是没有错的，但是这样的解释总叫人觉得不够确切。
我想起来最近走红起来的于丹。草草地翻了翻她说孔子和《论语》的书，感觉跟前些年突然风靡一时的刘墉的书，竟有极其相似的一面。他们本人都是在电视上走红后，再在图书市场上赚个盆满钵溢，文章的内容也多是立身处世的方法，只是刘墉书里的小故事多半来自我们不太了解的美国，而于丹的小故事多半来自我们同样不了解的中国古代。
在对比了于丹的走红，我突然意识到，茶业中那种紧张、混乱和亢奋是什么了。在国学日益成为流行和时尚符号的今天，即使没有于丹也会有马丹、牛丹、杨丹会走红的，只是于丹在合适的时候，借助了合适的平台，运用了更成熟的商业运作方式脱颖而出。不论是人民公社时代，还是人人崇尚经商的时代，茶叶都不是简单的计划经济或者商品经济所能概括的。中国茶叶和中国人一样，一直具有一种足以化解灾难、吸纳新冲击的生命力，在种种巨大的社会变革下，一种始终流动的力量，似乎从未中断过。
最近在读张岱年先生的文章中，了解到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一手指着过去，一手又指向未来，倡导复古却不反对维新，从董仲舒到康有为，中国社会的变革总是在传统文化中找到新生的力量。我想，茶业也是如此吧，尽管不能完全赞同茶叶市场的现状，但也清楚，过多的苛责是没有意义的，也相信，那种从未中断过的力量一定会开创一个更完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