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农村金融遇到了怎样的难题？究竟该向何处走？这是一个有着太多答案，却又难以找到最佳答案的问题。
“涉农贷款利率绝不是越低越好”、“就是要有竞争，垄断肯定行不通”、“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并不是支持与被支持的关系。”在刚刚结束的“21世纪亚洲金融年会·亚洲区域与农村金融论坛”上，来自央行的官员和业内专家学者们齐聚一堂、直陈观点，共同为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出谋划策。
不宜实行低利率
“不要以为利率越低越好，低利率的贷款很难到急需资金农民的口袋里。”
“许多人希望给农民的贷款利率越低越好，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减轻农民的还款负担。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这是央行行长助理易纲在谈到农村金融要遵循“可持续性原则”时发表的观点，对于这一观点的解释，易纲直言不讳：“能得到低息贷款的人，往往都是有门路的人。”
过去10年间，易纲跑遍了除青海以外的170多家全国各级农村信用社。在调研的过程中，这位央行官员发现，当涉农贷款利率低于市场利率时，这种贷款便成了稀缺资源，需要有关部门决定把钱贷给谁。虽然农村金融机构和政府的很多干部都是廉洁自律的，但也有很多人会利用这个机会谋利。
因此易纲认为，优惠利率的贷款就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必然要靠组织进行资源配置，也会出现很多的中间环节，在稀缺资源的配置过程中，相当多的低利率贷款必然会被有门路的人“吃掉”。
“利率在7%到15%之间的都属于正常利率范围，大多数农民能得到的是这个利率范围内的贷款，我们在调查中发现，问题的关键不是利率高低，而是贷款得到的及时性和便捷性。”易纲举例说，假如发放给养兔子的养殖户的贷款利率为8％，对可能高达20％的年养殖收益来说，这个利率仍然是可以承受的。“最重要的是，这样可以消灭寻租现象，让更多的农民得到贷款。”
易纲认为，一味地压低贷款利率只会使商业性金融远离农村金融市场。涉农贷款应在利率覆盖风险的原则下进行，即借贷利率要能覆盖贷款业务的全部成本。
国外通行的做法是，对小额信贷利率采用市场利率，即略高于其他一般性贷款的利率。刚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是孟加拉国“穷人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他所经营的孟加拉乡村银行给穷人的贷款利率甚至高达20％。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指出，央行关于小额信贷利率适当优惠的相关规定，限制了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的利率，影响了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农业银行管理的扶贫贴息贷款实行政府规定的低利率，由国家财政部给予贴息，可持续发展更无从谈起。向借贷者发放贷款的利率应允许有较大的灵活性，并最终实行利率市场化，这是小额信贷项目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今后，应考虑取消或逐步取消扶贫贴息贷款的做法，积极拓宽资金来源的渠道。
打破垄断
“垄断是搞不好金融服务的。面对风险，我们应该小心，但小心不等于禁止。”
“垄断是搞不好金融服务的，政府的许多重要文件多次强调要放宽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使多种所有制的金融机构可以进入农村提供服务。”易纲认为农村金融市场中引入竞争已经非常迫切。他强调，目前，在全国所有农村地区基本上都只有农信社一家在提供贷款服务。现在农信社面对的竞争只有民间金融，应该让民间金融浮出水面，让他们为农民提供服务。
“现在很多人对这一点认识不足，有很多理由来反对这种竞争，其中最大的一点就是‘风险’问题。”针对许多人担心的风险问题，易纲也给出了他的观点：在这方面我们的确有着很多惨痛的教训，比如说当年的基金会、比如说屡禁不止的非法集资案件，这就导致我们的监管当局对新的金融机构的准入非常谨慎。这是正常的，但小心绝不等于一概地禁止。
易纲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与会者的广泛认同。随后发言的几位官员和学者也都表达了同样的观点。针对新设金融机构的监管问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焦瑾璞就建议，对存款类金融机构可以实行审慎性监管，对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可以实行非审慎性监管，这样就可以为非存款类金融机构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把贷款方面的业务做起来。焦瑾璞提出，我国农村金融市场除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外，还必须有商业性金融机构参与，以及一些民间的像小额信贷公司、资金互助组织这样的机构参与。
“如果没有竞争，再好的金融机构也会缺少改革的动力。农村金融改革要有所突破，就必须首先打破垄断。”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认为，如果总是在农信社改革的圈子里转来转去，农村金融改革将很难突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几年提出农村金融机构要多元化，而文件落实的情况并不理想。
针对不少人担心的市场容量问题，汤敏说，如果连孟加拉这样人均GDP只有我们1/4的国家都有足够的市场容量，可以容纳很多农村金融机构发展，为什么中国就没有这个市场容量呢？他进一步强调，市场的容量有多大究竟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其实竞争本身就可以扩大市场容量，市场容量有多大还是要让市场说了算。
与“三农”共生共荣
“农村金融是‘三农’肌体中的重要器官，不能只管用，不管养。”
农村金融应大力支持“三农”发展，做新农村建设的后盾。这是被业内人士经常提到的观点，但在“亚洲区域与农村金融”论坛上，这一观点受到了质疑。
焦瑾璞在演讲中明确地提出，农村金融与“三农”之间并不是支持与被支持的关系。他说，实际上农村金融机构与“三农”之间是共生共荣的关系，而不是支持与被支持的关系，不能一提发展农业就希望多给农业融资，而且还要求低利率，依靠挤压农村金融而支持“三农”。
为了使在场听众能够更形象地理解他的观点，焦瑾璞打个一个比喻，他说，如果把“三农”比作一个人的肌体，那么农村金融则是这个肌体中的一个重要器官，而不是被置于肌体外的。正因为它是“三农”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对于农村金融，就不能只管用，不管养。
焦瑾璞强调，我们不能一提到“三农”问题就批评责怪农村金融，而不去关注它的可性续性发展问题。要为它的发展多想办法、抓落实，对于它的发展壮大要放到整个“三农”肌体中统筹考虑。
［记者手记］直面“老大难”
在不少官员学者眼中，农村金融并不是只有一个名字，它还有一个别称——“老大难”。
在“亚洲区域与农村金融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焦瑾璞向记者解释了“老大难”的由来：因为它不是新问题，而是一个老问题；不是独立的问题，而是一个复杂庞大的问题；不是容易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公认的难题。
这真是个名符其实的“老大难”，它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不少麻烦。一方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却是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一方面是城市投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另一方面却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严重“贫血”。
或许是中国的国情太过特殊，国外历经百年的成功经验到了我国似乎并不适用。当我们的近邻日本在农村金融领域已小有成就之时，我们却还在苦苦摸索改革之路；当经济实力远不及我们的孟加拉国已经有了世界知名的“贫民银行家“，我们却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贫民银行。
面对这个“老大难”，我们从不缺乏伟大的设想，可问题却往往出在落实上，谁来做？怎么做？如何保证其发展的可持续性？更深入实际地去实践恐怕比任何设想都更为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