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每个人都渴望听到别人的真话，但当真自己说心里话时，往往需要极大的勇气。茶商王某朴实真诚，对前景很乐观，但当前茶业方面的烦忧事却时常袭上心头。王某想将心中的烦恼一吐为快，于是记者作为倾听者走进了他的茶店，并且记录下他的心声。应其要求，文中均以“王某”相称。
王某首先感到烦恼的是政府部门对茶业重视不够。云南、福建等茶业大省的政府部门对茶业或补贴或组织大型推荐活动，而王某所在的地方政府部门却纹丝不动，任历史名茶“隐居”深山。“难道茶叶占当地农产品的份额较小？”记者不禁问道。“不，茶叶在当地是重要的农产品。”王某回答。那为什么政府不重视茶业呢？对于记者的疑问，王某缓缓道出原委：现在的政府四年一次换届，而一届政府即使狠抓茶业也很难四年见成绩，自己任期内难见成效的事就很难重视。当地政府主要精力放在了效益高的产业上，比如搞招商引资，追求GDP的增长。同时，当地乡镇一级的政府部门运行艰难，甚至有基层干部主动辞职了。国家取消农业税后，乡镇不能乱收费，乡镇可以支配的资金就越来越少，看到没有“油水”可捞，一些人就干得没劲了，哪还顾得上关心茶叶生产。另外，茶叶进入市场需要 “绿色食品”、“QS”、“无公害农产品”等各种认证，没有一定的实力，就是办完这些证照都很难。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贫困县，政府应该区别对待，给予一定的补贴，以减轻我们进入市场的成本。而政府部门往往口头上说给优惠，但真正要落到实处却困难重重。
王某说，“诚信”两个字人人会说，人人会写，但在生意场上完全做到“诚信”可不容易。王某在马连道经营一种品质独特的“历史名茶”，其他在马连道的同行有时到王某那里拿货转手销售。按理说，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王某却正为这事烦恼。他愤愤地说：“他们从我这里拿的80%是四五十元一斤的低档茶叶，而转手却以高价卖出，有的甚至翻十几倍。”王某担心，如果顾客花了高价钱却买来低档的“历史名茶”，喝过之后就会觉得这么贵也不过如此。这不仅会阻碍高档茶销售，而且会伤及这一“历史名茶”的信誉，生意就会越做越死。还有的同行，不以做这一“历史名茶”为主，当顾客在买茶时提出买这一“历史名茶”时就满口答应，然后以低于从王某那买进的价格出售，目的是防止顾客在马连道找茶叶时被其他茶商“抢走”。于是在这一“历史名茶”上赔点钱也心甘情愿。但这样一来，王某的生意就不好做了，一些顾客会说：“上次别人从你这拿的茶叶卖给我还低于这个价，你还以这个价给我。”王某说，这两种情况都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依质给价才是做生意的正道。但现在茶叶都没有一个可以评判的标准，同一种茶每斤一千元的与每斤一百元的有几个人能识别？有些人就过于“精明”，被一时之利所左右，损害顾客的利益。王某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难道他们就不担心顾客识破后永远不回头了，这样的“一锤子”买卖又能持续多久呢？
王某认为，零售价在批发价的基础上加价20%—30%是比较合理的。现在同行大都从他这里买进低价位的茶，而低价茶的运输、储存成本与高档茶相差无几，造成其利润很薄，几乎没法做了。
记者问王某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他脱口而出：“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一历史名茶，是好茶。”他给记者讲了今年中国茶业经济年会上的尴尬一幕，一名山东的茶商拿着王某的名片问道：“你卖的是茶吗？”王某无奈地答道：“是茶，是历史名茶。” 虽然现在这一“历史名茶”还远没有“铁观音”、“普洱茶”等风光，但现状比起前些年大有改观。这一历史名茶由于知名度低，所以产销徘徊不前，鲜叶曾一度滞销。在做茶无效益，甚至亏损的情况下，一些茶农选择了外出打工。以前，王某在产区曾从事过扶贫工作，在将这一“历史名茶”推荐给各地各种行业客人品尝的过程中，各方都对其品质称赞有加。如此高品质的茶叶，却不能风行市场，这让王某难以接受。他积极奔走，联系媒体做一些推广工作，但政府却始终不肯出钱，而这种公共品牌的推广又不是哪一个茶商负担得起的。无奈之下，1997年，经过调查北京市场后，王某开始在北京马连道茶叶街经营这一“历史名茶”，还在产区建立了茶园和茶厂，从种植到加工、销售形成“一条龙”。如今，王某与许多茶农签订了合同，指导他们按有机化生产。由于王某在北京的市场销售一直上升，提高了当地茶农的效益。茶农们不愁卖了，他们不仅加大了茶园的投入，甚至有茶农招回了外出打工的壮年劳动力。这一“历史名茶”的形势稍有好转，产区的小作坊也把目光瞄准了北京，以低价冲击市场，王某担心这种“价格战”的严重后果。
王某说，自己在马连道的实力不强，但凭着自己这些年扎实经营，以诚待人，销售额稳步增长，从当初的年营业额40多万元上升到现在的近100万元。如果从市场的营业额来说，这在马连道不值一提，但最令他欣慰的是，良好的信誉，这一无形资产在不断积累。王某充满自信地告诉记者：“五年之后，我会给你们一个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