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银行家”尤努斯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他的首次访华之行更搅热了小额信贷在中国的热度，使得更多的人开始关注金融供给严重不足的中国乡村。尤努斯访华带来了推动中国小额信贷发展的强烈信息。然而，这到底是引来一座座金矿还是会拷贝出一群到农村赚钱的“魔鬼”？
在偏远的西南苗寨，CDF尝试被给予了极大的肯定，村民在NGO的帮助下自己管理“社区发展基金”，集体对抗贫困，废墟般的村落开始生长应有的权利、尊严和新生。有人称，这是一场新乡村建设运动。然而，“CDF永远不可能成为农村信贷市场的主流”。小额贷款的中国出路到底在哪里？
小额信贷在中国之1
小额信贷:金矿，还是魔鬼？
采写:本报特派记者 杨传敏
“现在农村小额贷款是一个金矿，可以赚好大的钱。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
农村市场对资金的需求太强烈了！
——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
10月21日，25岁的李琦去北京王府井购书中心买了几十本《穷人的银行家》。这本书讲述的是尤努斯和他的孟加拉乡村银行的故事。译者是曾被称为“打工女皇”的传奇女经理人——吴士宏。
刚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使尤努斯的传奇故事举世皆知。1974年，这位经济学教授把他的27美元，借给了42个贫困的农村妇女，由此开始了他的小额信贷事业。30年后，孟加拉7万多个村庄的650万人成为了他的贷款客户，并因此摆脱了贫困生活。
尤努斯相信，贫穷并非因为穷人本身，而是因为他们缺少机会。他用自己30年的实践完成了这个证明。
10月22日，尤努斯开始他的首次访华，与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会晤，讨论小额信贷在中国的发展。引发中国公众最大关注的是，这位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成功经验，可以给这个拥有世界最大贫困人群的国度带来什么？
小额信贷初入中国
1993年，河北易县摹本
买书的路上李琦显得异常兴奋，看起来还像个学生的她已在中国扶贫基金会工作了3年。作为小额信贷部的项目官员，李琦的重要工作就是向国内的企业解释什么是小额贷款，并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
“基本上很难”，李琦对她的工作成绩感到非常郁闷，而尤努斯的获奖，将给她以后的工作带来方便。她说她以后就可以先和企业说这个尤努斯，再说扶贫基金会的小额贷款。
中国扶贫基金会号称目前借贷规模最大的民间小额信贷组织的管理者，它也是国内从事小额信贷的300个NGO中的一个。
最早把尤努斯引入中国的，是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1993年，他在河北易县拷贝了孟加拉银行的模式，并成为了小额信贷NGO的学习摹本。
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前秘书长何道丰，就是在考察了河北易县后，把小额信贷项目引入了扶贫基金会。
考察河北易县的，还包括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创办的幸福工程。葛振江现在管理着幸福工程的小额贷款部，在小额信贷的理念里，治穷、治愚、治病，最根本的是治穷。所以，专项小额资助并不提供给孩子上学、村民治病，而仅提供给母亲为主导力量的家庭生产。“孩子的上学问题只是标，不是本”，葛振江说了他一个最朴素的观点，一个家庭穷，首先是穷母亲。而母亲只要有了钱，最先想到的都是让孩子去上学。
“向穷人收高利息”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
按照通常的观点，一个项目点的还款率达到95%以上才算基本成功。而拖欠贷款的风险首当其冲。
在开国元勋朱德的家乡四川省仪陇县，葛振江就遇到了这样一件让他头痛不已的事。1996年，幸福工程资助了仪陇10万元贷款，然而5年后，本金只回收了不到一半。这个县随后给葛振江打了申请减免还贷的报告。葛振江不同意，他说，“怎么能凭着是伟人故乡就搞特殊呢”？他产生了这样的疑问——“莫非是这个地方吃救济吃惯了”？
葛振江没法收回他投入的所有贷款，唯一的选择，就是停止追加给这个县的贷款，换去别的县发展。
为了让小额贷款得以抵消高风险成本，必须要收比较高的利息。孟加拉乡村银行最高利率达20%，远远超出孟加拉商业银行15%的贷款率。
然而，向穷人收高利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部主任刘东文告诉记者，他们部门在国内企业里寻求到的帮助为零，因为想做善事的企业不希望向农民收利息。
刘东文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扶贫基金会在贵州六枝、山西左权等10个项目县的利息都介于7%到9%，因为要求款项是分期还，这样实际的年利率就拔高到了14%-18%。
对比起来，农村信用社的年利率按国家规定是6%，最多不超过7%。而民间高利贷的年利率，一般在24%-48%。
在幸福工程，利率追加被称为收管理费，一般在3%-5%之间。葛振江回忆，1997年以后，他们内部就出现了管理费收不收的大讨论。1998年后，葛在一些资料上看到，原来收管理费，一来可以激励穷人的劳动热情，二来可以防止腐败发生。后来再遇到争议，葛振江就不慌不忙搬出这套理论来向别人解释。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目前小额信贷组织在收利息维持组织运转方面普遍统一了认识”，杜晓山总结。
“小额贷款是金矿”
——茅于轼的龙水头模式
“小额贷款，其实就是合法的高利贷”，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基于自己的实践和经验，对小额信贷做出了一针见血的概括。
13年前，茅于轼把500块钱交给了龙水头村一个叫雒玉鳌的小学老师，请他贷给村子里的穷人。13年后，这笔钱不断吸收朋友捐助和村民存款，从500块发展到了130万元，扩大到了3个村子。吸收的村民存款总数，他估计在70万元左右，占到了资金总数的50%以上。
茅于轼把给龙水头村村民的贷款利率定在了18%。他这样算了一笔账，3个村9个管理员的工资、运作成本加起来为6%-7%。款源本身要付5%的利息，加上3%-4%的坏账，那就是15%。这样，茅于轼算出，他的小额贷款大概能有3%的利润。
就凭着这3%的利润，国外一些投资家瞄准了茅于轼的龙水头村，印度和美国的小额信贷投资公司都来找茅于轼，说他们也想入股。
“现在农村小额贷款是一个金矿，可以赚好大的钱。”茅对此看起来充满信心。
然而，他清楚地知道他在金融法面前的风险。中国人民银行曾发文，叫停龙水头村的“又贷又存”。茅于轼不肯，他说这个对谁都有好处你干吗叫停。此后，中国人民银行到山西考察多次，而茅于轼的又贷又存也保持在官方关注下继续实验性地探索发展。
近几年，茅于轼开始下调他的存款利率，刚开始存款年利率是6%，后来变到4%，最后下调到3%，然而存款仍在进入。农民对这个已经稳定发展了13年的金融组织的存款热情让他有点吃惊，茅认为，“这反映了我们农村的金融问题有多严重”。
与此同时，龙水头村也在接待无数参观者。山西的省长、政协主席都纷纷在龙水头题字，说要保护。中国银监会主席不但自己题了字，还掏了钱，捐给了茅于轼。
年迈的茅于轼如今正慢慢从他创办的龙水头模式中退出，并把他们转交给他开办的慈善学校代为管理。现在，他的龙水头村扶贫基金连个图章都没有，他这样自我解嘲:“如果按照法律，我们就是非法金融组织，我有可能被抓进去坐牢”。
中国的小额信贷能否吸储，在此次尤努斯访华期间，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尤努斯本人认为小额信贷必须吸储。然而，央行似乎并不准备开放存储业务。10月 23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与尤努斯会晤时，向他解释，不批准吸储是因为上世纪90年代农村基金会出现过金融风险，所以近年来一直非常审慎，不新批金融机构牌照。
关于能否吸储，中国农业大学农村金融与投资研究中心主任何广文认为，一方面小额信贷机构本身制度要非常健全，另一方面来自政府机构的监管手段要完善。他说，目前国内小额信贷都缺乏这两个条件。
新一轮实验
——小额信贷的民间突破
按照央行研究局副局长焦瑾璞的描述，中国的小额信贷机构，始自于上世纪50年代农村信用合作。据统计，中国2.4亿农户中，1.2亿有贷款需要，其中6700万家是通过信用社。
农信社仍是农村小额信贷的主要渠道。
焦局长同时也承认，目前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小额信贷缺少瞄准贫穷人群的自觉机制。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指出，农信社目前真正给农村的穷人提供小额信贷的比较少。而作为补充力量的NGO小额信贷，仍面临缺乏合法身份，缺乏可持续资金来源和有效监管等问题。
2005、 2006年，两个中央1号文件都提出了要建立更适应农村需要的法人金融组织，增加农村的金融供应。也是在去年8月，央行发出了小额信贷向民间开放的重要信号，决定山西、陕西、贵州等5省区开展“只贷不存”的商业性小额信贷试点。去年底，中国首家面向农村的非政府性合法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在“日升昌票号”的老家山西平遥挂牌营业，使民间资本首次获得了放贷的权利。这被此次访华的尤努斯教授认为是中国小额信贷发展的重要一步。
而扶贫的民间NGO们也在进行新一轮的实验。中国扶贫基金会决定，通过向国家开发银行贷款，来扩大扶贫规模。按照初步商定结果，开行将以5.8%的年利率贷给他们3000万元钱，用来专门发展小额信贷。这样，刘东文的小额信贷基金在明年估计将扩大到1个亿。
如果资本家进农村
——会变成“魔鬼”？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NGO们组织投入小额贷款扶贫，李昌平认为自有其深层次的原因。这位曾在2000年写信给朱总理反映三农问题的专家，曾经参与过乐施会在云南禄劝县的项目工作。
此次尤努斯访华带来了推动中国小额信贷发展的强烈信息。然而，在作为嘉宾出席尤努斯北大演讲之后，李昌平对小额贷款方向表示了深切的担心，“尤努斯不是资本家”，李昌平说，因为乡村银行96%都归有借贷业务的农民所有，通过这种方式，钱还是返还给了农民。不过，如果尤努斯此次推动的结果是央行允许资本家到农村办银行，最后可能演变为菲律宾模式，拷贝出一群到农村赚钱的“魔鬼”。李昌平说，“上世纪50年代的农村信用社受到国家政策扶持，但还是不能服务于小农。凭什么认为资本家就能扶持小农呢”？
李昌平认为，如果允许资本家下乡，至少也应该允许农民自己组织的金融机构出现，他们可以向银行借钱，再贷款给农民，同时可以吸收农民存款。
和茅于轼一样，中国农业大学的何广文对乐施会的西南项目给予了极大的肯定，他认为村民在NGO的帮助下自己管理“社区发展基金”，无疑是一种最接近农户，信息最透明，和运作成本最低的方式。
至于李昌平资本家不应进农村的观点，何广文表示了不同意见，“不管是资本家进农村，还是农民自治金融组织管理，民间自发的金融创新都应该鼓励”，他说，目前农村金融供给严重不足，因为农民实在太需要钱了。
就像穷人忧伤的眼睛，“贫困人士都有权利”这句话写在墙上，注视着每一个为之奋斗的人。它在冯明玲办公室甚至占了半堵墙，绿底，超粗黑，看着让人紧迫。
这些穷人的权利包括:有家可归、免于暴力、接受教育、安全环境、洁净食水、谋生机会、不受歧视、足够粮食、有发言权、健康保障，同样写在了墙上。
这里是香港乐施会昆明办公室，静处居民小区的一栋4层小楼。身为农村生计项目副经理，冯明玲对这句话可能有更深理解。她主管的社区发展基金(CDF)机制，不但把钱借给最贫困的农民用于生产，而且鼓励他们团结起来自己管理这笔钱，用事实证明了穷人的智慧和可以信任。
这种有别于主流经济理念和正规金融机构做派的模式，最早从昆明下属的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尝试，有专家称之为“农村正规金融服务市场失灵与政府扶贫失灵双重约束状态下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