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岁那年，父亲送我进私塾学堂读书。先生是个瘦高个子，40来岁。他的办公桌上时常放着一个大茶碗，上面扣着盖，故乡人称“盖碗茶”。东家的女佣人每天定时送来茶叶和开水。
端午节那天，每个学生都要给先生“打端阳节”①送礼包。因为他喜欢喝茶，多数学生都送他茶叶。父亲挑选了半斤“洋雀茶”②，用两张皮纸粘贴成两个圆筒状的茶封，将半斤洋雀茶分装入两个茶封里，让我给先生送去。
去先生家要走两华里山路。沿途草木丛生，时有荆棘挡路。在跨一道土坎时，我手中的茶封被一支张牙舞爪的阎王刺逮住了，任随你怎样摆弄，都无法卸下。无奈，只好用力猛扯，糟糕，一只茶封被划破一条长长的口子，茶叶随之瑟瑟地往下掉。左弄右弄，茶封虽然取下了，但茶叶掉了许多，怎么办呢？正左右为难，背后传来咕咕的笑声。我回过头去，一小女孩站在我背后，用两只小手捂着嘴直笑。她的背后跟着一只大花狗，向我汪汪直叫。“背时的狗，别咬！”她喝住了狗的叫声，走过来帮我拈拣地上的茶叶……
她是凤儿，贺先生的独生女，小我两岁。她没有妈妈。她妈妈是在生她后因流血过多而死去的。凤儿是她的奶奶从血盆中抱起来哺养大的。从那以后，贺先生的家就只有三代同堂的三口人了。
13岁那年，我考入了区上的初级中学，凤儿也读到了小学五年级。假日里，我和凤儿一起上山放牛，一起上山砍柴，在林子里捉迷藏，抓蝴蝶，骑马马，玩得特开心。累了，我们就躺在那厚实而又软和的松针上休息，摆谈从大人那儿听来的龙门阵。
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我们都给贺先生送茶叶。头天晚上，父亲对母亲说：“明天早晨大发（我的小名）的舅娘就要来我家吃早饭，你装两斤头道茶，让她去先生家提亲，大发就不去了。”
我很突然，但又特高兴。我非常明白，这是为我谈媳妇，自然是谈凤儿。故乡谈媳妇离不开茶叶。第一次提亲的茶叶叫“开口茶”。若女方同意，以后还要送头道茶、二道茶、三道茶，也叫头封书、二封书、三封书。三封书过后，才能“讨庚”、择期、结婚。每次送“书”，都要送两斤上好的茶叶。用红纸粘贴成两个大红封，每个红封里装一斤茶叶。以示越谈越红，越谈越浓。在送开口茶时，姑娘若亲自熬油茶给媒人喝，就表示同意订婚。媒人以后就可继续去送头道茶、二道茶和三道茶。反之，则表示不同意。因此，当媒人从女方家回来后，男方家问媒人的第一句话就是“喝油茶没有？”媒人若点头，全家欢喜；若摇头，则满脸阴云。茶，成了故乡男女青年订婚的信物，油茶则是成婚的标准。
当我的舅娘从凤儿家回来时，满面春风，喜气洋洋。还没等我们问她，他就自言自语地说开了：“喝了喝了，那油茶真香，是凤儿亲自熬的，也是她亲自端给我的。”说完笑声不断。我也暗自欣喜，因为不久的将来凤儿就是我的人了。
但在那“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我和凤儿的婚事被迫退掉了。凤儿是地主阶级的后代，在文革的大批判中，常常被勒令上台陪批。每当我看到她那瘦弱的肩背被造反派那一双双粗大的铁手往下按时，我的心就会紧缩，就会颤抖、就会滴血。半年过去了，我再没看见凤儿的身影。第二年秋收后的一天清晨，凤儿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她将竹篮轻轻地放在门口，猛然转身跑了。我和母亲十分愕然。良久，才将地上的竹篮提起，掀开毛巾，篮内平放着两袋大红封装的茶叶，上面放着一封信，我立即拆开：
“发哥：我不能连累你，分手吧！今生无缘份，来世再成婚。两封开口茶送还给你，请收好！凤儿。”
文革后期，我被当公社书记的表叔介绍到外地当民办小学教师，后来成了一刘姓的倒插门女婿，在那里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一晃就30年。每次回老家，我都要去凤儿的坟前站立良久……
注：①端午节那天，小字辈向老字辈送礼，叫“打端阳节”。
②洋雀未开口叫前摘的茶叶，叫洋雀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