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15日，甘肃武威市吴家井村，村民喜获玉米辣椒双丰收。 赵启春 摄
编者按：说起农村，“村”便是一个绕不开的词。“村”是什么？它可以是个地理概念，按照词典解释，“村”是“农民聚居的地方”；它可以是基层组织，从元世祖开始，我国就建立村社制度，每个人都必须加入这个组织，村社成为国家管理组织农民的基本单位；它还可以是农村发展的重要元素，在古代，我们就由村社组织农民垦荒耕作、修治河渠、经营副业。据统计，我国目前有70万个村，它们像细胞一样构成了农村这个肌体。20多年来，虽然很多农民习惯了一家一户的分散生产经营，但是“村”这个元素在农村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中依然活跃。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等发达区域率先展开“城乡一体化”战略，将重点放在促进乡村现代化上，由此启动了中国新农村建设运动。在这些发达的村域中，所有制结构已由单一的集体经济转向集体、农户、工商业业主“三足鼎立”；产业结构已由单一农业经济转向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体、服务业为支撑的“三产协调”发展。新型村域经济的蓬勃发展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村落城镇化、农民市民化的绚丽图景。
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并将置于在“十一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分显要的位置。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乡村将加快向现代化迈进的步伐，而先行者们无疑为这一进程提供了最宝贵的经验。从本期起，本报推出“解读新型村域经济系列报道”，为您记录和解读那些在新农村建设中悄然崛起的、极具活力的经济力量。
如果你是农民，当你撂下锄头、背起行囊，踏上远行的火车外出打工时，相信你放不下家里的父母妻儿，记挂着山脚下的一亩三分地，眷念村口的老树犬吠。但是你依然要离开，为了孩子的学费、为了翻新旧舍、为了让家里的日子过得更好些。
让农民赚得更多、过得更幸福，这已经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共识，很多人为此努力着。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同时有两个声音：一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就要减少农民”；一是要培养“职业化”的农民。
能不能让农民既能守望自己的家园，又能走上幸福的康庄大道？
已经有村庄用自己的行动做出了回答。在这些村庄里，盛产着幸福。
商而优则仕
“我们那儿大规模种枣，是我最早搞起来的！”许玉发底气十足地说。许是河北黄骅市长郭镇马连庄的种枣大户，黄骅是冬枣的原产地，种枣已经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枣产业在当地始终没有发展起来。十几年前，许玉发一口气种了十余亩，也尝到了甜头。后来，许玉发当上了村支书，他发动村里的乡亲们种枣致富，现在，许玉发已经种了几百亩的冬枣，村里的很多人也因为种枣过上了小康生活。
今天，黄骅全市冬枣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23万亩，许玉发等人参加的河北黄骅冬枣营销合作社已经带着优质的冬枣“杀”进了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的市场。从十几亩的“小打小闹”，到全国市场“南征北战”；从一个人单打独斗，到成百上千种枣大户成长起来，许玉发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何以见得？其一，农民是最“保守”、最实际的一个群体。说他们“保守”，因为农民家底薄，承担不了多少风险，要做一件事情，总得仔细掂量；说他们实际，因为很多农民是“不见兔子不撒鹰”，讲大道理没有，只有在他们身边干出成效，他们才敢放开膀子干。
许玉发刚好成为一个标杆，他自己种枣种出了效益，当上村干部以后又带动大家来干。“村官＋大户”的许玉发让冬枣种植的推广更迅速有效，之后搞起的营销合作社又解决了农民们“卖难”的问题。
在很多农村，专业合作社发展得很快，而且势头很猛。这些合作社的组织者大多都是种养大户，其中不少人还是“村官”。卢其祥就是其中的一位。卢其祥有两个身份：一是湖北省嘉鱼县潘家湾镇四邑村主任，一是潘家湾镇蔬菜专业合作社主任。在很多人看来，卢其祥身兼两职很正常，现在很多地方选那些会搞经营的农民当村主任，希望他能带领大家搞好经济；合作社也一样，种养大户当领头人大家信得过。不过两者还是有点不同，作为村主任，有点“官”的色彩，按老百姓的话来说，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他都能“管”着你；合作社就不一样了，这是自愿加入的组织，来去自由。卢其祥的双重身份给他的工作带来了比较多的便利，因为是村主任，他能调动村委会职能为合作社服务，也能更好地为合作社联系相关部门、协调问题；另一方面，因为兼任了合作社主任，他带领的村委会工作中心更加明确，就是搞好蔬菜种植，让尽可能多的人富起来。
“现在农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发展经济，这样合作经济组织作用巨大也是自然的事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张忠法这样说。
进厂不进城
将大量的农民转移到城市，以此来解决“三农”问题，这已经是各方的共识。不过在一些乡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依然是农民们不错的选择。
这些“洗脚上岸”的农民很多到了村办企业去工作。记者发现，如今很多村委会都是“经济内阁”，村委会同时也是村办企业的领导班子。浙江省奉化市滕头村的傅企平递给记者的名片上写着“浙江省奉化市滕头村（宁波滕头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高级经济师”。
在浙江，还流传着“花园道路”这个说法。所谓“花园道路”，指的是东阳市花园村以及村办企业花园集团共同倡导的“以工富农、以工强村、共同富裕、全面小康”的道路，有媒体称，花园村是“村企合一、共同富裕”。今天的花园村、花园集团，已经有20家全资和控股公司，职工5000余名。
现在很多办企业的村子里，外来务工人口远远多于本村的人口。比如河南省的南街村，本村人口3100人，企业的工人高达11000多人。在这些村子里，就业大多不成问题。“在我们那儿，每个村民都有事做，比较能干的在集团公司里跑业务、搞技术，能力一般的就当个工人，实在不行，那就在村子里浇浇花、扫扫地，活儿不累，收入都还有保障。”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的村民这样告诉记者。韩村河远近闻名，村办的企业韩建集团主要从事建筑工程，下属二十多个分公司到全国各地承建工程，让全村人都过上了小康生活。
当然，并不是所有办企业的村都“村企合一”，但在兴办企业的村里，一旦企业效益不错，它就能带动村民致富。内蒙古赤峰市向阳村书记兼村长王振友说：“我们村里办了8个企业，涉及煤矿、乳业、砖瓦等领域，并不是所有的村民都在企业里工作，但这些企业都给他们带来了好处。”
有专家这么说：“计划经济是少数人动脑筋，市场经济是多数人动脑筋。”王振友告诉记者：“村里开了煤矿，就有村民跑运输、搞餐饮、开旅店；村里建起批发市场，村民们就做买卖、搞批发，现在村里人口3300多人，民营、个体企业就有300多家。在我们村，有门路、有头脑的人就发展得快，有的村民一年可以挣好几百万！”
在自己的家乡，农民一样可以有自己的幸福生活。“农民创业是推进劳动力转移的又一个战略平台，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激励农民创收的长效机制。”江苏省农林厅厅长刘立仁说，“我们要推动农民从‘务工潮’向‘创业潮’转变，我省南通市的实践表明，一个农民创业可以带动10个以上农民就业。”
福利集体制
“今天，我们南街村人过的才真正是幸福生活。”河南南街村人自豪地说。他们村实行的是“低工资高福利”，在分配比例上，工资部分占三成，供给部分占七成。拿住房来说，村民楼有两个标准，一是三室一厅92平方米，二是两室一厅75平方米，建筑、装修、家具、电器，包括液化气、炉灶一应俱全，“我们村民搬新家，只要带上被子和衣服就可以了。”
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村从1993年开始到1998年底，就耗资5.3亿建起了580幢别墅和20余幢公共住宅楼供村民居住。在浙江东阳的花园村，村民造房子都能得到集团公司的资金补助，一间房子最多能补助2万元，地下排水管道、门前屋后绿化带、混凝土路面，都由集团公司出资施工。
据记者了解，在南街村、韩村河村、花园村、向阳村等很多村子里，社会保障体系相当健全，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都能享受一定的补助，很多村民有合作医疗保险，孩子上学有补贴，考上大中专院校还有奖励。这些村的村民自豪地说：“我们这是共同致富！”在这些村里，真正做到了“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幸福在村庄里快乐成长，这成长的土壤就是不断发展壮大的村域集体经济，它昭示着新农村的另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