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中，有些人的“村官”是“不得不当”的。安徽宣城宣州区东河村书记兼村主任陈先荣已年过花甲，他告诉记者：“我当村干41年，村长当了28年，可村民不让我退啊！”
而更多的人因为种种原因，愿意顶着压力，克服阻力，发展村域经济，把这个“村官”当好、当稳。他们为的又是什么？
当村官也是种报答
虽然当上了村书记，并且家底殷实，在当地也称得上“大户”，但杨茂林的生活仍相当简朴。他身上的衣服最多也就值几十块钱，而且看上去有些年头了。这身打扮加上饱经风吹日晒的脸庞，让他跟村里其他农民没什么两样。
“别人出门坐飞机、乘火车睡卧铺，我就坐硬座，不管几天都是硬‘坐’。”杨茂林说，“我出门乘车，就买几个馒头，就着开水吃。米饭、泡面味道当然要好一些，但是太贵了，我舍不得花。”杨茂林家里的家电和家具，也都是从别人手里买来的旧货。
很多人不明白：你杨茂林又不是花不起这个钱，干吗那么抠门？
“有时候我是有点抠门，为什么呢？从小就穷惯了，日子总过得紧巴巴的，现在让大手大脚地花，我舍不得。”杨茂林说。还有更重要的，杨茂林将节省下来的钱帮村里修桥、修路，捐资助残、助学，几年下来，他就拿出了20多万元。当“村官”，对杨茂林来说就是“多掏钱”。
“这个村书记也不是我自己要当的，是办事处任命的。”杨茂林对记者说，“不过既然当了，就要为乡亲们做点实在的事情。我小时候家里穷，都是靠左邻右舍接济，咱们不是讲‘知恩图报’吗，现在自己富起来了，我也要让大家日子过得好一些。”
当村官就像上紧了发条
“他就是个‘工作狂’！”王晓光这么评价他们村书记兼村主任王振友。
“我们规定是早上八点上班，可他六点半就到了。一年365天，他天天上班，没有休息日。就说春节吧，得走亲访友，或者该到上级领导那拜拜年吧，他就在办公室值班！”
“要说我们书记的脾气，一个字：急！”王晓光说，“你看他走路就知道了，两个台阶他一步跨上去，走路快得别人都跟不上。”
这个内蒙古赤峰市向阳村的村书记兼村主任究竟在忙什么？
向阳村的煤矿、热电厂、木业公司等8家村办集体企业，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事等着这位“一把手”去处理。说他当“村官”，还不如说他办企业。而一旦办起了企业，他就会像上紧发条的钟，很难停下来。
像王振友这样的“村官”，脑子里总装着企业，记挂着企业的运转、出路、效益。在他们看来，当“村官”就是办事业，为的是把事业做大、做强。
在他的影响下，向阳村的村干部也都忙得团团转，王晓光是村里办公室主任。他告诉记者：“我一年有半年时间出差在外，忙着协调8个工厂的事情。最近村里打算办个蔬菜水果批发市场，所以我还要去浙江温州考察，学习流通方面的经验。”
王晓光告诉记者，现在要让别人来当这个村书记、村主任，还真当不好，因为办企业，往往会碰上难办的事，村里只有王振友能够“摆平”。王晓光举了个例子，有一次村办企业办手续，需要某个部门盖章，王晓光跑了三四次没办成，王振友亲自“出马”，问题就迎刃而解。
“朋友就是生产力，没有朋友就没有企业的外部环境。”王振友深有感触地说。王振友已经是全国劳动模范、赤峰市元宝山区人大常委，他的身份和地位能够为村里解决好多别人不好解决的问题。他很乐意发挥自己的作用，向阳村的村民也需要他继续当好这个“村官”。
村官＝理想＝追求
在很多人眼里，河南省南街村是个很特别的村庄！
这个村仅有1.78平方公里，年产值却高达14个亿；这个村的经济都是集体经济，26个企业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管理，1000亩耕地却只有几十个人耕种，农业生产已经步入机械化、现代化。
村党委大楼上写着“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几个红色的大字；南街村广场上，矗立着毛泽东汉白玉雕像，雕像后依次耸立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据村干部介绍说，村民们学毛主席著作、学雷锋精神，高唱革命歌曲：上午要唱《东方红》、中午要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下午要唱《社会主义好》。
有的专家到南街村调研，临走前告诉“村官”：你们这么做不符合实际，我们百分之百不支持！“村官”们回应：你就是千分之千不支持，我们认准了也要坚持下去！他们还引用了鲁迅先生的话——“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来自勉。
为什么南街村坚定不移地走这样的路线？
主要原因在村里的当家人王宏斌身上。王宏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地说，他最喜欢读《毛泽东选集》，最崇拜毛泽东，人生的最大追求是“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在南街村的很多做法中，不难看出这个当家人追求的理想。换句话说，王宏斌正在南街村实践他自己的理想。他的追求也成了整个村庄的追求，他当“村官”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这追求。
村官＝核心？
在很多村域经济发展得比较好的地方，村民的好光景都是由能干的“村官”带头打拼出来的，打拼的过程也是这些“村官”形成威信、巩固地位的过程。
这带来了一连串的效应：这些“村官”成了村庄里的核心，甚至是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威，村域经济不再由村“两委”集体领导，而取决于这个“核心”人物；这些“核心”人物的地位一时难有人取代，或者他们领导村庄多年，或者村书记、村主任的职务“自然”地交给他们的子女。
这些“核心”人物的威信首先表现在他说的话经常能成为村里的“指导方针”，能够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并且有些村还为此专门整理出这些“核心”人物的讲话，提供给大家学习参考。
比如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在“中西部地区基层干部研讨班”上对来村里考察的干部的发言，被印成了小册子发给大家。浙江省花园村还专门为村里的“带头人”邵钦祥出了一本《花园新报告》的长篇纪实文学，封面题目下方还写着“一个人缔造一个新城镇的传奇”。北京韩村河的村干部告诉记者，他们也打算将村书记田雄的文章结集出版。
在一些村庄，“核心人物”已经有向“核心家庭”转变的趋势。有的“村官”年纪大了，他们的职位则由子女来担任。闻名全国的江苏华西村就是一个例子，村书记吴仁宝因为年龄原因主动“退居二线”，村里的“掌门”位子就由吴的儿子吴协恩来接替。而吴协恩在很多场合讲起村里的发展思路和举措时，经常要提起“我们老书记吴仁宝”。大连市后石村在原村书记陈玉珪的带领下发展农业、海产养殖业，社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了600多倍，后来由于陈年届七旬，便退居村副书记，书记则由自己的儿子担任。福建省永春县美岭村地处偏远，村书记苏新添带头办村企让该村变成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现在苏新添仍担任书记职务，不过村里的企业已经逐渐交给其儿子经营管理。
村官与利益
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有些人当“村官”，也为自己获取经济利益。如今一些村庄向城镇化发向发展，土地征用成为一个敏感的问题，有“村官”把手伸向这块“肥肉”。比如在闽南某村，省道刚好经过该村，这条省道一下子带动起了“公路经济”，公路两旁的土地经当地政府规划成了商业用地，村民纷纷建起商住两用的楼房，该村书记一下子就为自己拿到了三四处的土地，盖起了楼房出租给他人，一个月的租金就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在一些村办企业里，“村官”为自己获取更多好处的现象并不鲜见。河南京华村书记刘志华介绍说，有些村办企业搞股份制，村主任就占了其中75%-80%的股份，事实上把集体财产占据了大部分，“他们这么做，我觉得民心不允许。和谐社会何以和谐？平等才能和谐，贫富差距大，怎能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