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３岁的邵华，十年前是吉林省大安市供销社的一名下岗职工；如今，作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她的头衔是——大安市四棵树乡养猪协会会长。
对于这个头衔，邵华十分珍惜，她说：“在咱们供销社的代表大会上，我想代表所有的农村经纪人说一句——我们农村经纪人老厉害了！不要小瞧农村经纪人，供销社应该把这些人全组织在一起。”
一个生猪经纪人的十年风雨经历换来了今天这句由衷感慨。十年前的邵华，不要说对“经纪人”为何物一窍不通，就是对猪这种动物也只知道有四个蹄子一张嘴。而十年后的今天，她带动的养猪户达到了１２００户，养殖规模从２万头达到了５０万头，年销售额从１８００万增长到３２００万，大安市每年有４万头生猪经她的手运往全国各地，每年有４０００个养猪户接受她的养猪、卖猪知识培训，以至于进入大安市境内，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邵华这个名字。
邵华也没想到自己会有今天的威力。当年，她只是为了让自家产的几头猪能装上经销商的车运到外地卖了，于是东一家西一户地找猪，帮经销商把车装满，一分钱的劳务费都不收。结果，越来越多的经销商和养猪户对她的服务感到满意，并主动提出给她中介费。但当时社会上对中介这种职业仍有歧视，有人把邵华叫做“拼缝的”，后来又叫她“扒皮的”、“领车的”。
而邵华则坚信自己提供的服务是有价值的。她的服务没有停留在“拼车”这样初级的层次上，而是逐渐形成了产、供、销一条龙的服务。邵华说：“这十年是忙碌的十年，也是我潜心研究的十年，我的眼睛现在基本看不清字了。为了探讨猪容易得哪些疾病、饲料在什么情况下转化得最快、花多少钱能出栏、中间的利润是多少、市场行情几年一个周期等等问题，我经常看书看到凌晨两三点钟，还经常跑到省农科院去请教专家，养猪、卖猪的每个细节我基本都研究透了。”如今，大安市的养猪户有了邵华，不但不为养猪发愁，也不用为卖猪发愁。从１９９４年的１月１日开始，邵华就为当地的生猪销售做了１５年的规划，５年一个周期的生猪市场行情、饲料市场行情曲线图都贴在她家的墙上。
当年起家时只能买起四袋玉米的邵华一直不忘那些弱势群体。“我们大安市贫困人口比较多，而养猪的成本又高，所以这些年，从印刷培训手册，到为一些困难户提供饲料、兽药，我一分钱不收，我还招来一些刑满释放人员做生猪装卸工。我家大门口经常不知什么时候就放着一袋一袋的瓜果蔬菜。”邵华说。
从当年“拼缝的”、“扒皮的”、“领车的”到今天老百姓尊敬、认可的“经纪人”，邵华感到很幸福。近几年，邵华开始培养像她一样的农村经纪人，她让这些后来人一定要记住：做经纪人要真心实意。
是的，一个真心实意的经纪人才不入世三年是否跨过了那道门槛□ 本报记者 马 章２００２年，中国正式加入了ＷＴＯ，三年时间过去了，中国农业在这后过渡期中的表现如何？入世的大考结束之后我们是否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根基，加入ＷＴＯ以后，我国农业面对更加开放的农产品市场、面对来自国际市场的外部挑战，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对我国农业的产业政策产生了哪些影响？中国的农业和农产品贸易在入世以后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一系列的问题引人关注。记者通过对我国长期从事经济研究、对外贸易、行业管理和生产企业的专家学者的采访，记录总结出我国加入ＷＴＯ后中国农业和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出口所发生的变化。
跨越自由贸易之门
“中国的农产品一直在世界农产品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跨国公司研究会秘书长张笑宇对记者说：“近年来，我国农产品出口持续增长，２００３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首次超过２００亿美元，居世界第六位。虽然２００４年的全年统计还没有出来，但是从２００４年前１１个月的统计资料看，农产品出口达到了２０３．７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０％，预计全年出口将超过２２５亿美元。”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副会长杨胜军多年来一直从事农产品的出口工作，他向记者分析了入世以后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三大结构性变化。
一是出口品种结构发生变化，传统农产品出口在整个行业出口中的主体地位正在被新品种出口所取代。根据商务部的统计，２００３年我国农产品出口２０３亿美元，比１９９５年增长４８％。过去我国传统的油、糖、棉等农产品出口品种增长缓慢或呈负增长，在出口总值中比重明显下降。而蔬菜、水果、畜产品、水产品和加工食品等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增长迅速，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越来越大。
二是出口的主体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农业龙头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成为带动农产品行业出口增长的主导力量。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成为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主力军。国有外贸企业直到１９９５年，在我国农产品出口中占到８１．４％。近年来，外贸经营主体则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方面国有外贸企业出口额及所占比例逐步下降。另一方面贸工农一体化经营的企业逐步成为农产品出口的主力军。
三是我国农产品出口市场的国际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明显提高。多年来我国食品土畜行业产品出口的传统市场集中在日本、欧盟、香港和美国。近年来对一些新兴目的国家的出口大幅增加。比如活羊、活牛出口在中断了８年之后，恢复了对中东市场的出口；苹果也于去年首次出口到拉美市场。
杨胜军说，入世三年，尽管我国的农产品贸易受到了来自进口国各种贸易保护措施的制约，但仍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首先是因为国际市场容量很大。按ＷＴＯ公布的数字，２００３年国际农产品贸易额为５８３０亿美元，按照国际粮农组织的统计口径则有６０００多亿美元，而当年我国农产品出口额只占国际农产品贸易额的３．３６％，与欧盟的４０％、美国的１１％相比较，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第二是我国有丰富的农产品出口资源。我国许多农产品，如肉类、禽类、蔬菜、水产的总产量在世界占前几位，但这些农产品的出口潜力还远没有发挥出来，出口量基本上只占总产量的１％左右。第三是劳动资源潜力巨大。我国农产品出口不仅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竞争力，一些土地密集型产品也有价格成本比较低的优势。第四是我国正在进行农业和农村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的步伐不断加快，为扩大出口提供动力。
遭遇技术壁垒之槛
还记得三年前，在人们为加入ＷＴＯ而欢欣鼓舞的时候，而几乎是同时，因水产品氯霉素超标、茶叶农药残留超标、禽肉兽药残留超标等各种原因而退回来的订单便象雪片一样飞来。这时候人们才发现我们虽然加入了ＷＴＯ，但是，那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农产品出口就可以畅通无阻了。
从对我国实施技术壁垒的贸易伙伴国来看，主要是欧盟国家、美国、日本、韩国、俄联邦这些中国农产品的传统出口国家。从对方国对我国实施技术壁垒的理由来看，主要是农药、兽药残留量超标，而许多国家都制定了自己的环境标准指标水平和检测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农产品中有害物残留的限制。各国不仅对农产品农药残留量的检验项目趋增、限量趋严，而且还对进口畜产品提出了检验兽药残留量的要求，对罐头、肉类、蔬菜、水产品等加工食品提出微生物限量标准的检验要求，并要求在进口合同中做出最大允许限量或禁止使用的明确规定等。另外，其他对我国农产品实施技术壁垒的理由还有氯霉素残留、沙门氏菌超标、葡萄球菌超标、抗生素残留超标、微生物超标等。从受影响的覆盖面来看，扩散效应显著。一旦一个发达国家或几个发达国家对中国实施技术壁垒，往往会引起其他一些国家对中国也实行技术壁垒这样的连锁反应。从对中国农产品出口造成损失的地区来看，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和农产品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如广东、江苏、深圳、浙江、山东、上海等出口大省（市）。总之，国际上对我国农产品出口实施ＴＢＴ措施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涉及的出口商品品种多、范围广，涉及的金额也越来越大，而造成的后果也越来越严重。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肖炼认为，一些国家和地区出于保护本国市场的动机，制定了有些过于苛刻的品质条件，这是由于发达国家消费者安全、健康意识的空前提高和更加关注，而技术壁垒正是发达国家产品的比较优势即技术资源优势，它可以削弱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即土地、人力资源优势，每当经济不景气来临的时候，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常常被发达国家的政府所采用。另一方面，也有我们自己的原因：一、从农业生产水平上来看，我国农产品安全生产质量标准建设滞后，以质量、安全为重点的意识在农业生产中还没有很好地树立；二、生产体制缺乏保证农产品质量的对接机制；三、农药使用环节缺乏科学的指导，存在着滥用和乱用的现实状况。
肖炼认为我国主要农产品出口要跨越ＴＢＴ这道门槛，首先，政府方面要建立专门的贸易技术壁垒信息收集和咨询机构，主要进行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的通报以及向企业传递有关信息，定期整理、发布国外的最新贸易技术壁垒动态，完善农产品出口风险分析管理机制。同时要建立健全农产品标准体系，特别是要建立全国统一的与国际接轨的农产品技术标准体系和法规体系，强化农产品标准的实施与示范。第二，企业方面应从资金、技术到管理全方位地提高自身素质，积极实施标准化生产，建立合格认证体系，建立技术壁垒预警机制，全面提高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能力，同时还要加强对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的收集和研究，加快制订、修订农产品质量标准，建立、健全和提高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
解决之道
中国已实行了２０多年的对外开放政策，入世只是这一开放政策的继续，所以在短期内对中国农业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但是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农业规模世界第一，中国的农民数量、主要农产品生产量和消费量都是世界第一，对于这么大的一个农业规模，我们面对开放的国际农业市场必须未雨绸缪，中国农业实行合作生产、农产品实行优化加工将是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促进农民增收、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业竞争力等一系列问题行得通走得长的一条道路。
首先，增加农产品加工途径，争取出口创汇。持这一观点的是北京红螺食品集团的李效华总经理。他认为，从长期来看，我国粮食等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处于竞争劣势的局面并没有改变。在可预见的将来，粮食等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成本还会上升，中国的粮食出现净进口是完全可能的。随着国内消费需求扩大我国对大豆、植物油、食糖、棉花等农产品的进口也会增加。而我国具有价格优势的畜产品，由于不具有质量优势将面临不断增多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所以短期内出口难以有较大增长，因此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今后出现逆差的可能性很大。而改变这种局面的出路就是增加农产品加工途径，并积极争取出口创汇。以山东菱花集团玉米加工为例，从玉米到淀粉，再到谷氨酸和味精，每吨玉米增值近２０００元。作为龙头企业，菱花集团在经营的各个环节，充分考虑农户的利益，让农民真正得到农产品加工增值的好处。集团与周围地区农户签订玉米购销合同，实行保护价收购，将玉米深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加工成饲料和肥料，以低于市场价格供应给农户，２００３年，仅此一项就向农民让利１０００万元，使农户既增产又增收。
第二，要把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农业产业化水平作为农业的发展方向。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的白林处长，长期负责我国农民组织化建设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研究。他告诉记者，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归根结底是由于农民组织化程度低造成的，而要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发展农业产业化。发展农业产业化可以借助中介组织的力量，将农民的采购、生产、销售连接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一是通过信息的有效传递，告诉农民种什么，解决了由于信息不畅造成的买难、卖难问题。二是告诉农民怎么种，即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三是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实现农业生产的标准化、规格化。四是可以完善和创新农业经营机制。
合作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