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１月３０日，当记者对从事农产品出口贸易工作已有５年之久的孟丹小姐进行采访时，她显出一副很累的样子。就在当天，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征收２７．８９－１１２．８１％的虾反倾销税，这个消息虽然对做果蔬出口的孟丹没有影响，但却使她对自己未来走怎样的路更加忧虑起来。
“这个裁决明显是不公正的，但它在短期内的影响就足以使我们这样的中小贸易企业无力回天了。我做这一行５年，近两年明显感觉到生意越来越不好做。技术性壁垒、反倾销这一类的事儿频频发生，使这一行的利润少得可怜。比如，出口到美国，成本在２０几万的货，能赚到四五千元就不错了，如果能顺利地拿到退税，最多超不过１万元，经常是只赚个出口退税。据我了解，北京像我这样的中间贸易商或者中小贸易企业每天要倒闭将近５０家。”孟丹感慨道。
从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１日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至今已有３个年头，中国农产品的出口总量正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增长。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２００３年我国农产品出口首次超过２００亿美元，居世界第六位；今年前３季度，我国农产品出口１５９．３亿美元，增长９．４％，出口价格也比去年同期上升１５％左右。
然而，我国农产品出口总量的增长伴随的是大量中小贸易企业艰难的生存之战。目前我国近１．４万家农产品出口企业中，年出口金额１０００万美元以上的仅有３６７家，而年出口低于１００万美元的中小企业超过１万家，占全部出口企业总数的７０％以上。这些企业普遍存在进入农产品出口市场时间短、经营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信息渠道不畅等诸多问题。
对于这些中小贸易企业来说，入世后开放的市场带来的是国内企业间激烈的竞争和进口国越筑越高的“绿色壁垒”。在未来更开放的市场、更激烈的竞争面前，他们面对的只有两个选择：成长或夭折。
两头受挤生存难
按照孟丹提供的线索，记者向北京市工商局询问了农产品出口企业的注销情况，但并没有相关的统计。然而，记者采访过的多位业内人士对于北京每天倒闭５０家贸易企业的说法均不置可否，他们反映，这些小规模私营出口企业由于无法保证货物的质量，很有可能一单生意失败后就销声匿迹了，因为规模小，根本不会去工商部门注销。
中间贸易商占中小出口企业的大多数，他们没有自己的生产基地和加工工厂，因此一方面要为找到好的货源而大伤脑筋，另一方面要应对国外各式各样的“绿色”要求并为之付出高额的检验成本，做好了，能赚个小头，一旦有个差错，就有可能一夜之间倒闭。孟丹说，仅向日本出口白芦笋这一种产品，目前要求做４８项检验，每项费用为１５０元，检验费用高达７２００元，再除去包装、储运费用，几乎没有什么钱可赚。
入世３年来，名目繁多的技术性壁垒的确让出口企业有点应接不暇。从今年开始，欧盟将正式禁止３２０种农药在欧盟的销售，其中涉及我国的农药产品多达６０余种。日本把从我国进口的大米残留检测项目由５６项增加到１０４项。据联合国的一份资料预计，今年仅绿色壁垒就可能使我国７０亿美元以上的出口商品受到不利影响。
最让中小出口企业头疼的是，农产品的技术壁垒有很多是突发性的，难以防范。某些国家为了利用技术性壁垒进行贸易保护不惜破坏ＷＴＯ公平贸易原则，而这其中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出口国的中小贸易企业，他们目前尚没有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中间贸易商面对的另一种尴尬境地是很难找到持久保持信誉的供货方，因为中国农民在短期内还无法实现标准化种植。更有一些国内生产加工企业，不讲信用，一味降低成本，产品没有质量保证。
寻找工贸结合之路
尽管如此，大部分像孟丹一样手中积累了大量客户资源的中小贸易企业仍决心在痛中生存下去。孟丹说，虽然利润在减少，但前景是好的，她还不打算转行。为了将目前较为尴尬的处境扭转成未来美好的前景，孟丹决定建自己的加工工厂和生产基地，这也是很多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中小出口企业不得不做的选择。
“近两年，外资农业企业对我们的业务冲击很大。入世后，外资投资农业的环境更宽松了，我的一些客户开始自己在中国建出口基地和加工工厂进行出口贸易。他们的管理和技术水平都比较高，我要想与他们竞争只有与他们合作。”孟丹说。如今，她的身份变成了美国一家农产品贸易企业驻北京办事处的代表，他们共同投资１０００多万元在山东省潍坊市开始建高标准的果蔬生产加工厂房并租用了基地。
从单做贸易到工贸结合，孟丹事业的转变有两个目的：一是直接控制产品质量，二是提高产品附加值。前者是为了缩小风险，而后者则是为了确保利润。天津供销商社的某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只不过将生板栗加工成板栗罐头，利润就可以提高２０％。
专家指出，今年中国农产品出口品种由９００多种发展到１３００多种，市场扩大到２０９个国家和地区，优势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明显提高，但这种优势基本上是以资源禀赋为主的先天性比较优势，不能保证竞争力的持久性，只有采用一系列先进的体制和机制因素创造新的比较优势，中国农业才具备核心竞争力。
怎么创造先进的体制和机制？孟丹每天忙碌的正是这个。在外资的帮助下，她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地和人的问题。但两个基本问题已经给她带来不少的困扰。第一，承包一块好地难。据了解，中国的农产品贸易企业７０％是通过村委会与农户签订合同，只有３０％是租赁土地，雇人种植。前者要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很难，而要想采用后者这种方式，介于中国目前的土地流转政策和农民的种植结构，要想找到一整片符合要求的农田还比较困难。孟丹最终在山东这个农业较发达的省份租赁了基地。第二，找好的农业管理人员难。从生产管理到经营管理，孟丹基本找不到合适的人才。
显然，孟丹要想从贸易转向工贸结合，需要引进的不仅仅是“外资”，而是资金、良种、技术、设备、管理、市场等的“一揽子”引进。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河北省１０月份的统计显示，三资企业正逐步取代国有企业农产品出口“老大”的位置。前１０个月，河北省国有企业出口额为１．５亿美元，同比下降１７．７％。三资企业出口额达到２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３．９％，已占农产品出口的半壁江山。
福建省漳州市的黄先生告诉记者，他之所以选择与外资合作，是因为他们的先进管理往往能带动一个产业的发展。他举例说，南靖县的台资企业“福源食品有限公司”，带来了台湾的优质白背毛木耳菌种和“墙体式”工厂化栽培技术，改变了当地农民种植毛木耳的习惯，企业和农民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当地农民杨嘉金，原来在这家公司打工，后来逐步发展为自己创办“嘉田木耳开发公司”，筛选培育出高产优质的白背毛木耳菌株，品质已超过台湾原有的菌种，自创的“吉田”牌白背毛木耳取得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产品畅销日本、新加坡等国际市场。在这样一个产业发展充分的环境里做贸易就会容易得多。
专家们认为，大力吸引外资农产品加工、贸易企业来华投资，一方面可以迅速培养一大批懂得农产品国际贸易规则、熟悉农产品国际市场的经营管理人才；另一方面，在培植农产品原料、半成品基地的过程中，推行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各类技术标准，包括“有机农产品”标准等；并且培训为数众多的农民工，使之成为合格的技术工人，这样中小贸易企业才会在转型过程中有良好的生存环境，不至于过早夭折。
在ＷＴＯ后过渡期中，我国农产品的仓储、运输、销售等流通环节将进一步开放，外商投资农产品生产加工领域将更趋宽泛。专家预见今后几年农业将很有可能成为外商投资增长最快的领域。或许，像孟丹这样的农产品贸易商会在外资涌入的大潮中寻找到自己的成长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