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回放
２００４年２月８日，新华社受权全文播发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意见》指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要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２００４年，国家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部分资金，用于主产区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
２月２５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工作。会议通过了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的实施意见，原则上由中央财政出资对主要产粮区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各省市对本地的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这些意见随后写入了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
财政部长金人庆说，国家把通过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改为对粮食主产区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２００４年，１３个粮食主产省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１００亿元安排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３月３１日，财政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尽可能在春播之前兑付部分“直补”资金，并在上半年把全部补贴资金基本兑现到农户。
２００４年４月７日下午，在安徽省来安县双塘乡财政所，前来领取种粮补贴的农民排成长队。就要轮到西上庄村的陈建中老汉领取粮食补贴了，他高兴地一口气喝了二两老酒。他说：“祖祖辈辈种地，只知道要缴皇粮，纳国税，没听说种粮还能给补贴。”陈建中一家５口人，种了８亩水稻，２亩小麦，领到了３０４．１９元补贴，他高高地举着几张崭新的票子说：“眼下正是春种要花钱的时候，青黄不接的，这下买化肥、种子、农药不用犯愁啦。”
在去年安徽等省成为率先全面推行粮食补贴方式的改革试点后，今年各地对直接补贴政策也做出了回应。一场粮食“直补”行动暖洋洋地展开了。截止到６月３０日，１３个主产省区累计兑现补贴资金９５．３６亿元，占安排资金总额１０３亿元的９３％，较好地完成了国务院提出的“尽可能在春播之前兑现部分补贴资金，全部补贴资金要在上半年基本兑现到农户”的“直补”工作任务。至９月３０日，除１３个粮食主产省区对农民“直补”外，还有１６个非主产省也对省内产粮大县的农民实施了“直补”，全国２９个省市、区安排补贴资金１１６亿元。
１２月１１日，农业部发展计划司副司长王正谱在第三届ＷＴＯ与中国学术年会上指出，明年是农业财政调整的关键一年，中央将进一步强化财政支出以推进农业结构性改革。明年三项补贴力度继续加大。在粮种补贴方面还要增加１０亿元左右，大致达到３８亿元；农机补贴明年要翻一番达到２亿元左右，目前正与相关部门商量以争取达到５个亿；粮食补贴还会强化，不会低于１１０亿元。
点 评
“１００个亿的‘直补’是中央想给农民传达一个很强的信号，赶紧种粮吧，如果愿意种粮，国家是要给实惠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所长张晓山说。在中国，农业问题向来和农民问题直接相关。粮食产量下降与农民增收乏力、种粮积极性不高有关。粮食“直补”政策的出台直接传达出中央鼓励农民种粮的信号，同时也体现出中央应对未来国家粮食安全问题的危机意识。
近年来，我国粮食耕种面积连年减少，粮食总产量一路走低。３月７日，人民大会堂内正在举行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的第二次全体大会，政协委员、著名农业专家袁隆平作了题为《高度重视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发言。据袁隆平介绍，去年下半年国内物价上涨的直接原因之一是粮食供求关系日趋紧张。１９９８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５．１２亿吨的历史最高水平，之后，连续５年下降，２００３年已跌至４．３１亿吨，降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水平。如果再不采取有效行动，国家的粮食安全将面临巨大压力。
面对这种情况，今年年初，从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开始，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以粮食直接补贴为主、同时逐步减轻农业税负、进行良种补贴和农机补贴的优惠政策，并坚持“两个倾斜”的原则，一是向粮食主产区倾斜，二是向种粮多的农民倾斜，确保粮食主产区种粮农民成为最大受益者。
那么，这些措施能在多大程度上传达给农民？他们又会做出怎样的反馈？
今年７月，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对１３个粮食主产省的“直补”工作进行了一次检查，并对１８０９位农民进行现场问卷调查。有１６７７位农民对今年的“直补”政策表示满意，占９３％；有１７８２位农民认为“直补”政策提高了种粮积极性，占９９％；与原来的保护价收购政策相比，有１７２２位农民选择“更喜欢粮食‘直补’政策”，占９５％。
中央支持“三农”的补贴政策无疑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从塞北到江南，从平原到盆地，神州大地掀起了新一轮的耕种热潮。据统计，冬小麦的播种面积比去年增加了１０００万亩，水稻种植面积全面增加，仅湖南、江西、湖北、安徽、黑龙江、吉林、辽宁就比上年扩大３１３０万亩。２００４年，我国粮食生产出现了重大转机，一举扭转了自２０００年以来连续４年粮食减产的局面。
“直补”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粮改范围。专家指出，“直补”政策也改善了党群、干群关系，实现了我国粮食补贴制度的创新，加快了我国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进程。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１２月１１日，农业部发展计划司副司长王正谱在第三届ＷＴＯ与中国学术年会上表示，２００１年前，国家在农业结构的投入上极为不合理，对农民收入的直接支持是非常有限的。我国的农业补贴措施始于５０年代末，最早以国营拖拉机站的“机耕定额亏损补贴”形式出现，之后逐渐扩展到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补贴、农业生产用电补贴、贷款贴息补贴等方面，然而多数补给在流通领域，农民得不到实惠，生产积极性也因此大大降低。
入世三年来，中国农业财政政策有了大幅度调整。在“黄箱”政策上把投入转到了对农民的生产补贴包括价格支持与生产资料投入上。而在“绿箱”政策调整方面，今年呈现了三个历史性转折：对农民种植粮食给予“直补”，调整农业税以及取消特产税。中国农业部部长杜青林认为，中国目前已进入了财政反哺农民时期。按ＷＴＯ规则，价格支持属于“黄箱”政策，受《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限制；直接补贴农民属于“绿箱”政策，不受协议限制。今后，“直补”将成为我国政府在ＷＴＯ规则范围内支持和保护农业的主要方式。很显然，向农业进行补贴可以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提高农业国际市场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
然而，这些政府补贴特别是粮食“直补”也不是没有问题。调查结果显示：一是“直补”政策落实成本高，各地从县（市）抽调了大量机关干部到村到户核实面积、发放补贴，花费了大量人力财力。二是地区之间“直补”标准存在差异，农民有意见。由于各地粮食“直补”标准不一致，农户通过媒体等渠道了解到自己得到的补贴比其它地方低，或者与相邻市、县、乡比较补贴标准差异大而不满。个别地区还有“直补”款被截留、农民见不到钱的腐败现象发生。三是部分农民对明年国家是否继续实行粮食“直补”心存疑虑。
此外，粮食“直补”政策的有效实施，还涉及到农业自身改革的诸多方面，比如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农村金融改革、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等问题。
目前对于农民补贴政策的把握，我国仍处于一个不断探索和尝试的阶段。财政部长金人庆说，粮食“直补”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资金要经过若干环节，面对的是亿万分散的农户，其复杂性、艰巨性和操作的难度确实不可低估。
但是从社会各界的声音中，我们不难捕捉到这样一个主题：放开粮食市场，将粮食补贴直接发放给农民，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趋势。它牵涉到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市场化的进程，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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