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金融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大银行，更需要众多的中小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在刚刚结束的“第八次全国地方金融论坛”上，许多专家和地方金融工作者达成了这样的共识。而就在论坛召开前后，一场地方金融机构的变革也悄然拉开了帷幕。
城市商业银行，这个地方金融中的重要一员有一个比较尴尬的别称——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１２家股份制银行之后的“第三梯队”。但这个原本“人微言轻”的群体却在一夜间被推到了闪光灯下。
走出“一亩三分地”
不久前，银监会的一项表态触动了业内不少敏感的神经。其官方网站在一篇题为《加强监管，促进城市商业银行的改革与发展》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在满足各项监管要求并按照《股份制商业银行风险评级体系（暂行）》达到股份制商业银行中等以上水平的城市商业银行，银监会将会逐步允许其跨区域经营。
城市商业银行实现跨区经营的梦想正一步步变为现实。监管层的松口，对于把最终实现跨区经营视为“二次革命”的国内１１２家城市商业银行来说，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安徽省内的６家城市商业银行——合肥、芜湖、马鞍山、蚌埠、安庆、淮北，正在筹划一个重大的商业重组动议：由合肥城商行牵头，在重组上述６家银行的基础上，最终合并成为一家业务覆盖整个安徽省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论资产质量，我们其实很不错，去年存款达３１亿元。无奈‘盘子’太小，一个市的经济总量就这么多，我们没有太多发展空间。”马鞍山市商业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这六家城市商业银行想联合起来，目的就是“壮大力量把盘子搞大”，这样可以更好地与周边的其他银行展开竞争。
一些业内人士曾提出，城市商业银行应定位于社区银行。但在马鞍山城商行看来，假如可以做大而偏要做小，则没有道理。因为“做大了也一样可以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城商行从来都不乏实现跨区经营的“光荣与梦想”，但由于政策的限制，其“践行者”大都无功而返。长沙市商业银行行长朱玉国认为，这次银监会的表态为城商行打了一剂“强心针”，并指明了今后的发展路径：通过联合、并购的方式，城商行要实现优势互补、资源整合、共同发展，从而突破单个城市的限制，实现跨区域发展。
这剂“强心针”对于危机感日渐深重的城商行意义重大，这种危机感正是来自于国有商业银行的改制步伐加快、股份制银行引进外资，以及越来越紧迫的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压力。现在，突破“围城”已成为许多城商行进一步发展的首选方案。南京市商业银行一位副行长在“首届中国（长沙）投资银行国际论坛”上表示，“城商行要想在夹缝中成长，就必须突破地域的限制增设网点，扩大经营服务的半径。”但这个选择的结果仍然充满了悬念。
难迈的“圈圈”
“唐僧走出孙悟空为他画好的圈，简直太容易了，可刚走出去就落进了妖怪的魔掌。”谈起城市商业银行的跨区域经营，一位业内人士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光荣与梦想”从来都不等同于现实，城商行从出生起就被定性为“地方金融机构”，前世“划地为营”的命运注定今生“跨区域经营之路”异常艰难。
对于安徽６家城商行的重组计划，有业内士表示担忧。他们认为，虽然跨区经营是安徽省内６家城市商业银行的“家务事”，但要平衡各个城市的利益仍会有一定困难。因为几家城市商业银行的并购重组涉及的股东较多，尤其牵涉到地方政府和利益各方时，矛盾更为突出，各方利益的均衡点恐怕很难找到。其实，许多现实问题就摆在眼前。各城商行的董事长、行长目前均由所在地的市委组织部任命，一旦联合经营后，人事任命由谁负责？此外，联合经营后的税收如果归“总行”所在地所有，会不会对地方的支持力度下降？地方项目在城市商业银行联合经营后，是否要经过“总行”审批？
针对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的“雄心壮志”，专家们也表示了忧虑。著名金融专家许小年语出惊人，他告诫城商行“应定位于社区银行，不要急于做大，眼睛不要老盯着上面，要多往下看看，更要坚守自己的阵地，尤其要依托于当地中小企业”。
许小年认为，由城市信用社脱胎而来的城市商业银行本身存在着种种不足，制约了它无法与四大行、股份制商业银行进行全方位的竞争，在当地，城商行也许拥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但一旦离开这块根植的“土壤”，其地缘、人脉等各种优势将不复存在，如果再加上经营不当，甚至会把其当地业务也“拖下水”。他进一步分析，目前１１２家城市商业银行有着三个共同的问题，决定了它们的扩张之路缺乏根基：规模偏小、资本充足率过低与不良贷款多、公司治理机制混乱。
其实，很多“践行者”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杭州市商业银行负责人对于跨区域经营就显得颇为低调：“跨区域经营我们目前还没考虑。银监会对城商行到外地开设分行是有较高要求的，我们在两年之内恐怕还满足不了这样的要求－－资本充足率、内控机制、资产结构的要求都还达不到。所以现在主要考虑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即便是最大的利好消息——“政策曙光”也仍显暗淡。９年前央行颁布的《城市商业银行管理办法》中规定，城市商业银行只能在所在的市（区）城市范围内开办分支机构。９年之后的今天，央行的态度仍不见松动。今年初，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在某高层论坛上更是直接指出：“能够开设异地分支机构的只是１１２家城商行中的极少数”。她奉劝城商行“找准自己的市场定位——中国不缺全国性大银行，不缺跨区域性设分支机构的银行，缺的是踏踏实实为当地经济服务的中小银行。”
业内人士认为，城商行的重组合并，不仅需要获得银监会批准，而且城商行跨区经营之事也需向人民银行报备。他们的意见“照样会产生很大影响”。安徽某城商行一位人士坦言，央行及银监会对于城商行跨区经营的态度并不一致，现在大家都把握不准，惟一能肯定的是：此事必须要获得两个部门同时支持，否则将难成功。“金融行业的风险是很大的，而本地经营和跨地区经营完全是两码事。跨地区经营对银行的管理模式、管理体制以及管理人员的要求都可以说是革命性的转变。如果这些方面没有跟上的话，实际上政策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宁波市商业银行副行长张辉的一席话道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迈圈之外选择
尽管道路艰险，“城商行”跨地域经营的迫切愿望和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在政策允许之下进行着各种尝试。浙江８家城市商业银行已经初露合纵连横的端倪，开展各“城商行”之间的业务合作，提高整体综合竞争力。而大连商业银行则筹划整合东北地区的１５家商业银行，以组建“东北银行航母”。
这些做法不失为可操作的方案之一，银监会一位官员也认为：即使优质“城商行”可以跨区域发展，但通过自建分行、营业部等方式实行异地经营的难度依然很大，而对所涉猎地区的“城商行”进行各种形式的合作、并购将是较为现实的途径。
而在这一进程中，地方金融的另一股重要力量——农村信用社也日益引起高层的关注。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周正庆在“第八次全国地方金融论坛”上表示，发展地方金融核心就是服务“三农”，解决农村资金流向城市，加强县域经济发展是未来一个重要进程。央行副行长苏宁在论坛上更是直接指出：地方金融改革的难点是农村金融改革，重中之重又是农信社问题。
其实，来自高层的关注早已在“践行者”中找到了回应。一年前，重庆市商业银行和重庆市农信社这两家地方性金融机构，签署了业务合作框架协议。按照协议，重庆市商业银行和重庆市农信社将建立同业业务关系，在短期头寸调剂、资金拆借等方面互相支持；双方将充分利用各自在城市和农村的网点优势，实现资源共享，并开展柜面通业务；对优质企业和项目互相推荐，在银团贷款方面合作；双方还将在债券买卖和代理业务等方面展开合作。该项合作对于双方显而易见的利益是，两者结盟后网点数量为重庆市之最。
“我们的合作非常顺利，效果也很好。”谈到这次“联姻”，重庆市农信社办公室负责人谢明权告诉记者，他们与重庆市商业银行合作开展的柜面通业务最受农民的欢迎，重庆市商业银行的网络优势，很好地弥补了农信社在通存通兑方面的劣势。双方优势互补、各取所长，为今后深层次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记者了解到，改革之后许多省联社都在寻求合作伙伴，广泛开展多领域、深层次的“合作”已经成为农信社的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