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商业活动似乎应该属于现代社会。其实不然。自人类的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生产生活资料出现一定剩余之后，便出现了商业活动。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时期，在历代统治者力行“重农轻商”统治方略重压之下，商业活动虽然没有发展壮大，但也从来都没有一刻停息过。而且，在长期的商业实践中，先哲们也发现了行商的本质所在。被人尊为“财神”的春秋时期的范蠡即是一名成功的商人，其经商之道最为历代商贾推崇。解读范蠡的经商之道，或能看清行商本质。
范蠡，字少伯，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为勾践谋臣，越国为吴国所败，范蠡质吴两年，返越后助越王勾践发愤图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灭吴国，助越王洗雪会稽之耻。后乘扁舟漂游大江湖泊之上，易名换姓，抵齐国，改名为鸱夷子皮，意为“有罪被流放的盛酒皮襄”；后到陶（今山东定陶），改称“朱公”，人称“陶朱公”。人们或许只是记得其辅佐越王勾践争霸图强之事，但“陶朱公”的经商之道更是了得。有人说，中国古代能算得上是成功的商人的就只有范蠡一人，或许是过誉，然其经商谋略却更为商界推崇。
识时知势。陶朱公生长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产品是市场的最大宗、最主要的商品。而农业生产本身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对气候因素的依赖极强，每年气候不同，产量就会出现变化，对市场价格更是会有重大影响；同时，国家政策、国力强衰、国际关系以及国民收入也无时无刻在发生变化，作为一名商人，就必须了解和把握住这些宏观层面的变化。因此，识时知势就成为陶朱公行商首务。
季节和气候变化是有规律的。而古人根据长期气象观测已总结出一套较为准确的气候变化规律。古语云：太阴三岁处金则穰，三岁处水则毁，三岁处木则康，三岁处火则旱。意思为农业生产是６年丰收，６年干旱，１２年有一次大饥荒。陶朱公奉行不易，依此古语作为预知农业丰歉的依据。根据这个规律，陶朱公丰年大胆收进。因为不会年年丰收，收进的货物不愁没有机会售出。同样，在大旱年物价上涨时，他就尽量抛售，不愁以后没有进货的机会。不但自己致富，也做到平抑物价、避免丰收年谷贱伤农与饥荒年民不聊生。
同样重要的是观察国力国势及国际关系。当年离开越国是因为越王勾践推行的政策的原因，选择齐地是因为齐国的政治清明，到了陶地（今山东定陶西北）是看到陶地东临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居于天下之中，又非兵家必争之地，周围民众富庶，商家来往频仍，是理想经商之地，于是才定居下来。
囤销之要。根据季节规律，提早储备物资，即所谓“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就是说，像作战之前要做好准备一样，根据季节的需要（时用）就可以预知市场所需要的商品（知物）。对货物的选择、对货物的收购囤积和销售，陶朱公更是力践“积著之理”：“务完物”，即商品的质量要优良，务须积贮完好牢固可以久藏易售的货物，才不至致于有滞销之虞；“无息币”，“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即要防止积压商品，要加快资金周转和商品流转速度，就像流水不断那样；“无敢居贵”，即不要保守惜售，囤积居奇：“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即要从商品供求关系来预测价格涨跌波动的趋势，物价涨到极限就会下跌，跌到极致必定上涨。物价上涨到极限时，就是把囤积的货物如低贱的粪土一般快速抛售出去；下跌到极限时，就要把价格下跌的货物如宝贵的珠玉一样快速收购进来，从加速商品流通和资金周转中取得利润；“水则资车，旱则资舟”，即水灾时要准备作车的买卖，因为水灾过后，车必定供不应求，价格必涨无疑；相反，旱灾时要准备船只的生产。因为旱灾过后必定缺船，船价必定上涨。这就是预先收储将来可成为热门的商品，这是“待乏”原则。
政商互动。一个成功的商人无疑需要观察和遵守国家的政策，成功的商业行动也必须是对国家有贡献，同时他也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陶朱公对此无疑深有体味。在春秋时期，粮食是最为珍贵和最能牵动国家、商人和百姓的商品了，陶朱公的做法体现出这一点：出售的谷子如果每斗价格为２０钱，农人就要吃亏；如果每斗卖到９０钱，商人就要吃亏。要是商人吃亏了，钱财就不会流到社会；如果农人吃亏了，田地就会荒芜。因此，谷价最高不得超过８０钱，最低不得少于３０钱，这样农人、商人才能实现双赢局面。因此，范蠡主张由国家来实行宏观调控，平抑粮食价格，务使粮价维持在３０至８０钱之间，以便做到“农末俱利”，这样，将粮食价格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波动范围之内后，卖买公平、价格合理，物价就会出现弹性起伏，货物流转畅通，关卡的税收和市场的供给都不缺乏，这既是治国良策，也是经商之道。先哲范蠡的经商之道真正把握到国家宏观运行方式、阐述了市场运行规律，且又从商业运作的角度谈论了应当如何去具体操作。范蠡的观点无疑是十分有见地的、颇具实战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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