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海林是湖南省华容县胜峰乡的一位普通农民，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找到了一条致富的捷径：村里大部分劳动力都出外打工，收割季节很多农家都“望田兴叹”，于是，许准备贷款买一台收割机，这是一个稳赚的计划。早上八点，他就跑到乡里惟一的金融机构——乡信用社门口等着，准备把投资计划告诉业务员，希望能获得３万元的贷款。
“业务员没有给我一个说清楚的机会就对我说，去找个担保人吧。”许一脸无奈地告诉记者，他的亲戚朋友中根本没有具备担保能力的。不得已，他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放高利贷者。
农民：在金融体系的边缘徘徊
许海林的贷款经历只是中国农民逐步走向现代金融体系边缘的一个缩影：城里人在高谈阔论着投资股票、期货、外汇，很多农民却对这些新鲜概念闻所未闻；城里人怀揣着五六张各银行的信用卡购物消费，农民们却把孩子的学费揣在底裤里（大多数金融产品在农村缺乏最起码的硬件支持）；城里人万元以下的贷款懒得去弄，农民们却得为了几千元的贷款去求七大姑八大姨。
有数据表明，全国金融机构存款的２０％来自农村，但是农业贷款只占到全国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４％，而近五年来，四大国有银行从落后的基层地区撤掉了３万个以上的营业网点。去年，知名经济学家、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教授就撰文指出：农村金融正出现空洞化。四大国有银行县以下金融机构正在加速撤并，农村金融承受着沉重的打击。据悉，邮政储蓄的涌现使得平均每年有８００亿左右的资金从农村流向城市，而这一切改革的成本，都在由农民承担。
政府高层对此也有所察觉。全国人大财经委员、财经委员会主任傅志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现有的农村金融体系不能满足农户以及农村企业对资金的需求，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金融机构对农业和乡镇企业的贷款所占比例较低，２００３年我国农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是１５％，但农业贷款占总贷款不到６％。二是农户存款大于贷款，存贷差年年扩大，到２００１年已扩大到９４０３亿元。三是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外流主要途径是商业银行和邮政储蓄。
对于专家学者们分析的情况，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们深有体会。许海林说，像他这样想通过贷款购买农机农具的村民很多，但是借款的途径太单一，他们的信用又受到金融机构置疑，所以，在当地，稍微富裕一点的农民放高利贷就特别火爆。
银行、信用社：不是我们的错
农民集体把矛头指向金融机构，而在记者的调查中，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对于这个问题也纷纷表示无奈。有着“四不像”之称的中国商业银行面临着改制的历史重任，在国家三令五申要降低不良贷款率、清除不良资产的大背景下，没有谁会愿意把资金贷给贷款数额小、风险极其分散的农民们。
某县建设银行的谭科长告诉记者，不是他们不想贷款给农民，他自己就是在农村长大的，他深知农民的朴实和守信。但是，建行是中国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先锋，全行上下都以效益作为第一追求。农民短期小额的贷款与工业企业大额项目投资相比，选择后者是必然的。而被称为“土枪土炮”的农信社也面临着不小的难题。中国的农信社背负着“陈年老账”，这几乎成为信用社员工心头的“死结”。有知情人士回忆说，早在上世纪７０年代末，信用社与农业银行合并以后，地方信用社便成为农业银行的“旁门”：不少农信社的业务骨干被分批转为农行职工，大中专毕业生也分配进了农行；当遇到一些顶替的对象要照顾或安排“关系户”时，农信社却成为最佳的去处……这些做法实际上进一步加剧了信用社的人员包袱。到了１９９６年，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离了行政隶属关系，接管了农业银行的大部分不良资产亦是金融系统内公开的秘密。此后经国家安排，农信社又接收了农村金融服务社和农村合作基金会的部分不良贷款，使其不良资产比重进一步上升，亏损面和亏损额增加。于是，本来本小利薄的农信社在处理贷款问题时更加小心翼翼了。
竞争与合作：农村金融新思路
在各类金融机构都认为自己不给农民贷款有理有据时，一批负有社会责任感的经济学家开始了自己的信用实验。在山西临县一个贫困的村子里，天则经济研究所常务理事茅于轼先生已经投入了１０年的时间实验民间借贷。
据茅先生透露，这个基金现在已发展到了２０多万元，从１９９３年就一直采用借给老百姓看病、上学、生产等，每年１２％利息，至今没变。这些年里一共支取了５７０多次，总共借款６０万，农民使用它的投资效益大概是３０％，差不多有２０万块钱的利益，这就是说给当地的农民增加了２０万块钱的收入。但这个扶贫基金，却被当地人民银行指责为非法集资，他们下达通知，要取消这个扶贫基金。
“茅于轼先生的民间借贷实验成功有其独特的因素，但要在民间普遍开展是不可能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金融学教授向记者分析，“民间的借贷只是暂时解决农民资金的短缺，但不能引领农民走上致富之路。因为民间借贷行为很不规范，比如，利率太高，农民创造的利润还不能弥补所要偿还的利息。”
如何引导金融机构支持农民呢？傅志寰表示，在农信社加大支农力度的同时，要通过税收等政策鼓励、引导商业银行为农业和农村经济提供金融服务，并要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农村金融的重大调整，农信社已成为一支扶持农民增收、激活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信贷主力军。但农信社有着自己难言的苦衷，支农的任务不能全落在农信社身上。“国家在引导农信社、商业银行支农的同时，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引导农信社、商业银行与民间机构形成一种竞争与合作的局面，这样有利于帮助农民走出困境。”一位业内专家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长城金融研究所所长徐滇庆在农信社改革座谈会上表示，在农村金融体系改革中，最根本的改革是在所有制上打破对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限制。
而在农民企业家之中，这样的呼声也很强烈。去年因为被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闹得沸沸扬扬的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大午，近日也在媒体上呼吁，希望政府在民营企业融资环境上放宽松点，应该放开“草根金融市场”。他还说，农村需要金融，没有金融支持，农村是没有发展希望的。孙大午因为民间借贷问题栽了半个跟头，但当他爬起来时，依旧在为自己的梦想努力。
在前不久举行的中国留美经济论坛上，央行行长周小川表态说，建立及时有效的退出机制，对农村信用社净值下滑接近零时应责令关门退出，在关闭差的金融机构的同时，应允许设立新的金融机构，允许成立创新型金融机构向农村提供金融服务。
周小川的讲话给跌跌撞撞的民间借贷之路上带来了一束曙光。许多业内人士也纷纷表示：“农信社、商业银行与民间金融机构在支农上相互竞争与合作的局面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到时一直困扰农民难贷款的问题将会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