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月２１日，国家质检总局与来访的巴西农牧业及供给部代表团就解决巴西大豆输华问题进行了深入磋商，双方就如何确保输华大豆质量卫生安全，为有关企业恢复对华出口巴西大豆创造条件达成了共识。虽然对于被“封杀”的２３家巴西大豆供应商何时可以进港交易，还没有明确的时间，但这场中巴大豆贸易风波眼看就要结束了。
尽管中国厂商对海外媒体称，中国此举在于为国内进口商退掉高价大豆找借口一说进行了驳斥，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一部分中国大豆进口商的确偷偷地松了口气。业内人士披露说，榨油厂与国外贸易商之间的进口协议大都是在去年秋天大豆价位最高的时候签订的，再加上行业不景气，豆油、豆粕等产品价格下跌等原因，如果按照原先的协议，榨油厂商每船大豆将亏损３０００万元到４０００万元，相当比例的榨油厂商无力履行已经签订的合同。
于是，国内大豆加工企业的亏损是如何形成的，在今后的经营过程中该如何避免﹖如何改进大豆进口的定价机制﹖这些问题成了这场贸易风波中更被关注的问题。
形势误判吞苦果
榨油厂的老总们形容今年的市场形势一律用“严峻”二字。然而在４月上旬大豆价格走低前，他们却一度风光无限。２００３年１０月，每吨大豆的压榨利润已经达到５００元以上，最高时甚至达到１０００元以上。在巨额的利润驱使下，大量资金在榨油行业疯狂扩张，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使得榨油产能高达每年近６０００万吨，而国内的实际需求只有２５００万吨。
然而，接下来的几记“闷棍”是榨油厂商始料未及的。今年的禽流感疫情使一般的饲料企业月销量较去年同期要下降２０－３０％左右，大豆加工期企业囤积的大量豆粕没有了出路。其实在大豆压榨厂风光时饲料厂已经开始大面积亏损。当时就有许多企业开始在寻找豆粕的替代品，比如菜籽粕以及其他蛋白替代物。菜籽粕也可以做饲料，其价格也让饲料厂能够接受。大豆压榨厂商当时没有意识到，饲料厂找到了退路，一旦风险来临，他们就无法再将风险转移到下游厂家。
接着，４月份，中国银监会通知当地银行暂停在五一期间发放新的贷款，被视为央行缩紧银根的信号，而中国不少油厂都是依赖银行开具的信用证来采购大豆。由于政府为了放慢过热经济而采取紧缩银根，因此许多压榨厂面临支付危机，资金链条开始面临断裂的危险。
面对这些利空消息，很多中小大豆加工厂商没了辙。“按照道理，油厂每买入一笔大豆合约，都应该到同类市场上进行相关的交易，进行套期保值。” 中国国际期货分析师李磊说。他表示，在今年３月份大连黄大豆１号合约到达最高位、４月份国内豆粕价格也攀升至３７００元／吨的时候，他暗示一些客户应当将豆粕尽快抛空。“然而，几乎所有客户都认为行情将继续看涨，依然在市场周边持续观望，错过了一波好行情。”李磊不无遗憾地表示：“如果那时候抛出，到现在已经赚了１０００多点，相较如今的大豆现货市场而言，无疑起到了一种保值作用，也不会出现流动资金这么紧张的情况。”
正如中粮国际粮谷贸易部的经理许冠华所说，许多民营企业的防范风险意识没有与经营思路密切挂钩。一些压榨厂经营意识还比较传统，觉得就是买来原料、加工、再卖出去就行了。自己在加工过程中费用低一些，就认为有优势了，其实这不构成根本的优势。这些企业缺少对抗风险的能力及转移风险的能力，经营理念的国际化程度不够，缺乏对国家经济宏观形势的正确理解。
拱手相让定价权
“我一直想不明白，中国作为全球基础性原材料商品的主要买家，在商品价格方面却是人家说了算，中国自身在商品价格的影响力上却微乎其微。”面对着国内榨油企业在大豆价格暴涨暴跌面前的束手无措，国家信息中心一位研究人员向记者感叹。
在超常规的产能扩张背后，隐藏的是中国大豆进口火山爆发般的增长。中国国际期货分析师李磊告诉记者，我国年产大豆只有１６００万吨左右，而用于榨油的大豆也就大致维持在每年９００万吨。因此，国内榨油行业只能依赖大量进口国外的转基因大豆。
据来自大豆商会的数据指出，从１９９６年的１１０万吨开始，短短数年间，中国的大豆年进口量就达到了２００３年的２０７３万吨。世界上主要的大豆生产国巴西，其１／３的大豆出口量都销往中国市场。
然而，中国作为世界大豆主要的购买者，却对大豆国际交易价格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其价格的决定权被牢牢的控制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手中。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反映的是美国的市场行情，由美国市场行情所确定的价格却反过来决定了中国市场的价格。”李磊对记者表示。
本来，市场行情在中国因素推动下，其价格的走向应该朝中国天平的方向倾斜。“但实际上，国际炒家在中国买家进入国际市场以前，已经把国际价格炒得老高，因此，中国买家在高端价位进行接盘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冠通期货研发部总监甘正在称。
甘正在分析说，美国的期货市场对于中国在什么时间要进多少大豆，什么时间在芝加哥结价，掌握得非常准确，这给芝加哥的投机者提供了炒作大豆价格的机会，往往使我国在掌握进口大豆价格处于被动局面。
他告诉记者，去年中国购买量增大恰好赶上美国大豆减产近４４０万吨，加之美国农业部不断上调中国的进口总量，因此在芝加哥期货大豆市场最终定价时，美国商品基金大举做多，巨量的多头持仓和滚动式的操作，最终导致了ＣＢＯＴ大豆价格巨幅上涨。
“而我国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禽流感爆发，饲料市场没有马上回暖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对大豆的需求，因此美国期货市场价格随即应声而落。”
甘正在表示，而在大豆国际价格暴涨暴跌的背后，受害的往往是国内的榨油厂商。中国虽然占有世界大豆贸易量的１／３，但是始终只能跟在国际市场投机者身后高买低卖。
由于在国际贸易中，商品交易的价格形成，往往先是以世界权威的期货交易所的期货价格为基础，然后确定一定的“升贴水”幅度，最后确定双方的交易价格。
此前，我国大连商品交易所曾经推出非转基因大豆期货品种，即黄大豆１号品种，但这种期货品种对世界市场的主要交易品种转基因大豆的价格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仍没有改变中国作为世界大豆价格追随者的角色。
“如果大连商品交易所推出了ＣＢＯＴ期货交易品种，情况自然会好一些，因为其反映出来的期货价格可能有利于国内厂商锁定成本。”李磊认为。
民营企业是输家？
当价格开始下跌时，厂商们想到了价格联盟。５月下旬，国内十六家大型大豆加工厂举行会议，意图结成一个价格联盟，从５月２９日起将豆粕的价格稳定在２９００元／吨，以阻止价格的进一步下滑。
但是，国内最大的压榨企业东海粮油公司在５月３１日表示，不参加价格联盟。作为国内最大的压榨厂商，虽然目前东海粮油也还有７到８万吨的豆粕库存，这个库存水平远远高于正常的１万吨的库存，但东海粮油表示，“将继续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以低于市场价格出售，并进一步降低８、９月份的豆粕报价。”由于该企业具有外资背景，有美国ＡＤＭ公司的股份，这些已“受重伤”的企业质疑其乃跨国粮商在中国的“打手”，此举意在借助其资金实力，低价倾销、排挤竞争对手，乘机消灭这些民企，以完成跨国公司控制中国大豆业的战略目的。
“中国公司在融入全球经济竞争的大潮中，风险规避意识亟待进一步加强。”李磊据此认为：“为形势所迫走到一起和以前的分散经营相比，虽然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企业还是要善于利用期货市场。”
面对今年市场的严峻形势，国内各大油厂并没有坐以待毙，惨痛的教训和高昂的学费使其开始思考下一步如何避免类似的情况发生，并迅速作出行动，如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大豆分会立即致电国外供货商，提醒其谨慎考虑向中国大豆销售将于７、８月份装船的大豆，质检总局将严格执行核销制度，银行将支持民营大豆加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等等。同时，它们还有长远目标的建议：首先，我国应尽快取得国际大豆定价权；其次，允许在中国的外资法人可以取得大连商品交易所会员资格，参与期货交易；第三，呼吁政府将有现货背景的套期保值外汇视作经常项目下之外汇，准许进出；第四，行业协会联合招标采购，增加同跨国公司的对话权；第五，政府企业间资源共享，共同出资，建立覆盖全球的信息系统，成立研究ＣＢＯＴ游戏规则及美国、南美、欧洲、日本、韩国农业政策和行业协会运作模式；第六，行业内要有效组织高层培训，尽快使处于“原始积累——扩张——内部管理——参与虚拟经济”之第三层次、第四层次企业的企业家们，认清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