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发达国家的农业经济相比，我国农业一直在政府直接扶持和产品竞争力这两方面上存在差距。今年上半年以来，随着中央的一号文件、宏观调控以及一系列扶持粮食生产和增加农民收入政策的落实，农村经济发生了可喜的变化。政府的补贴和优惠政策已经成为农业发展和确保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但也应该看到，市场经济中的任何波动都会让我国的农业显得弱不禁风。在“三农”问题得到国家呵护的同时，农业自身亟须挖掘内部潜力，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发展出路。
政策拐点：
中央对农业的政策性支持效益明显
中央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方针政策取得成效，一个重要的标志是粮食生产出现转机，农民收入增长加快，农村经济在宏观调控中加快发展。
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农”问题调研组的调研数据显示出宏观调控上半年对我国农业的影响：
宏观调控：国内已有３７６３个开发区上报撤消，复垦面积１１００平方公里，１３个粮食主产省安排粮食补贴、良种补贴１１３亿元，１２个省减免农业税１９１亿元。
粮食产量：夏粮总产扭转了连续４年下滑的局面，有望实现４５５０亿公斤的目标，预计比去年增加３％，比去年增加５０亿斤；早稻面积扭转了７年下滑的局面，同比增加了８００万亩以上，总产将达到８０多亿斤，增长１３％；主粮产区粮食播种面积扭转了连续５年下滑局面，播种面积达３．６亿亩，同比增加４０００万亩。
农民收入：今年一季度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９．２％，扭转了连续７年的徘徊局面。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为９．８％，出现了城乡居民收入同步增长的局面；仅粮食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和减免农业税的“三补一减”政策，就可以使全国农民人均直接收入增加５０元左右，拉动收入增长２％。
优势集中：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趋向优化，棉花、油料、水果等经济作物呈增长态势，水产品出口增加，畜牧业以稳定势头发展。
无 庸置疑，政策好、市场好、人努力、天帮忙，这些都使得今年的宏观调控给农民增收带来喜人变化。加强农业、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是这次宏观调控的一个重点任务，也是这次宏观调控的一个明显特点，其力度之大，优惠之多，均为历年少见，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矛盾凸显：
国家政策确保了丰产
但农民却不一定都丰收
现在国家的政策性补贴更多是保障回归土地的农民的利益，但由于中国农民人口众多，人均耕地面积并不多，再加上生产、生活资料的价格上涨，使得我国农产品的价值回报率并不高，甚至会出现丰产不丰收的现象。
据《人民日报》报道，今年广西荔枝产量突破３２万吨，荔枝大市钦州市还召开了全国荔枝订货会，政府部门开通了绿色通道，但直到６月底，荔枝的收购价却依然低于成本，钦州荔枝只卖出１／３，广西荔枝也只销售了一半，尽管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情况有所好转，但果农依然体会到丰产不丰收的压力。像这样的案例目前是举不胜举。
虽然我国粮食、油料、水果、肉蛋、水产品等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但我国主要农产品转化率仅为３０％左右，发达国家是８０％；我国农产品多为初级加工，加工增值比仅为０．２∶１－１∶１，国外比例已经达到３∶１；我国膳食加工比例不足３０％，国外则高达８０％，由于加工工艺粗糙，我国果蔬类农产品产后损耗在２５％－３０％，粮食在１０％以上；我国每年有植物纤维资源作物秸秆６亿吨，稻壳２０００多万吨、麦麸２０００多万吨，蔗渣７００多万吨，加工程度不到１０％；农产品科技转化进步率只有３５％。可以看出，我国农业还处于粗放型生产的状态，难以让农产品得到真正的增值。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在２００４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提出：导致农业不能增收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农民向其他行业的转移速度明显滞后于农业在ＧＤＰ中的下降速度。目前，我国农业在ＧＤＰ中的份额已经不足１５％，但农业从业人员却还占到全社会从业人员总量的５０％。二是城镇居民收入快速增长所引起的消费结构变化，使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快速下降，农产品市场难以扩大，导致农产品市场价格长期低迷。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购买农产品的城镇消费者群体没能得到迅速扩大，农民就很难指望在从农业中增加收入。于是，问题就回到了只有减少单纯种地的农民，又要不断扩大农产品的市场消化，才能使农民增加收入获得真正的可能。
由此可见，并不是要求农民回归耕地就可以让他们增加收益，单靠政府的补贴也只能保证农民的基本收入，而要保证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农业生产还要面对市场的考验。目前，农用生产资料、油电价格上涨等生产成本的增加，以及各种不可低估的自然灾害影响。只靠增加农产品产量来提高农民收入，极易让农民的钱袋出现“缩水”现象。
第二拐点：
要让农产品更多地转化为实际价值
农业部副部长刘坚说，根据测算，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的比值每增加０．１％，就可以带动２３０万人就业，给农民增加收入１９３元，提高农产品的转化率，可以让农产品直接进入工厂，从而引导农民为加工而种，消除农民的后顾之忧。
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许小年也提出：低下的投资效率是任何经济增长的致命伤，像中国农业，仅靠提高产量的增长，速度再快，如果不重视增长质量，也很难长期持续。供应应该跟着需求走，生产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而不是反过来，现在我国真正迫切的问题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消除农业经济中的过剩生产力，以免造成更多的浪费，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践都说明：任何一种经济模式的可持续增长不是靠增加劳动力和资本的数量实现的，而是靠提高劳动力和资本的效率，为了改进效率，就要进行技术和制度的创新，这是惟一的出路。中国的农业也不例外。
说到技术创新，就是要提高农产品的转化率。发达国家从事农产品加工业的劳动力远远多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我国正好相反。从全国来看，农产品能及时进入加工领域的地区，农民的种养结构调整的比较好，农民收入增长的也快。
山东诸城市委书记刘德成对记者说，扩张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加速农村工业化，是保证农产品增值，带动农民一起富裕的根本途径。目前这个市２０多万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中，有１０万人直接或间接在龙头企业，７０％的农副产品就地加工转化，增值率在５０％以上，农民人均收入４２４８元，比山东平均水平还高１０９７元，企业直接把第一车间建在田间地头，让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变成了“农业工人”，仅诸城外贸公司一家企业，就可以年加工玉米达２００多万吨，不仅本市玉米可以完全消化，还辐射全国各地的玉米种植户，每公斤玉米可带来增值０．１元，为农民增收就是２亿元。
说到制度创新，实际上是一种保护农户利益的机制。目前，比较流行的做法是通过公司＋中介组织＋生产基地＋农户的方式，把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的农户与千变万化的市场衔接起来，形成了双赢的格局。
今年阜阳奶粉事件对中国奶业的冲击很大，浙江乐清、石家庄周边地区的散户奶农至今还在倒奶，随着饲料涨价、以及奶粉加工业的萎缩，形成鲜奶过剩的局面，散户奶农的弱势地位就完全显现出来。
河北省农村经济研究所所长彭建强告诉记者，根本原因就是公司＋农户看起来是一种合作关系，实际上是买卖关系，没有形成利益共同体，一旦出现风险，很难保证养殖户的利益。在河北，加入奶业协会的奶农尚不存在卖奶难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作为奶农和乳品企业之间的桥梁，组织起来可以用规模化经营改变奶农的弱势地位，更便于与外界的沟通和信息交流。据了解，乐清地区的奶农和政府总结了这次事件的教训，都在积极筹划成立奶业协会，以便应对以后的市场竞争。
很明显，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也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农业徘徊不前也必然制约国民经济全局的发展。在落实中央支持农业、支持种粮农民的各项政策措施的同时，更要按照经济发展的科学规律，建立农民增收和国家农产品粮食安全的长效机制。如果单靠政府的补贴政策，无疑会使国家对农业的扶持变成“包袱”，给国民经济带来阻碍，只有切实提高农产品的转化率，整合散户农民的竞争力，才能让中国农业真正适应市场的考验，让农民的收入得到持续的增长。